张 浩 明

 

一、 人生第一次抉择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初中毕业。当时就读的学校是苏州市第三中学。毕业考试后的某天，突然班主任告知教导主任找我谈话，当时战战兢兢，十分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进入办公室被告知我是学校班级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保送生之一，保送生可以不参加升学考试，免试直升苏州市任何一所高中或师范。由于“决定”太突然，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未表态，待回家后再商定。在家里父亲没有什么主观意见。家庭的经济状况明摆着，读高中将十分吃力。而当时读师范的话，国家有助学金，吃饭不成问题。对于未来将成为教师，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职业。

在苏州望星桥旁祖家浜钟楼头，有一所公益性质的全日制义务小学——惠寒小学。为了帮助当时家境贫寒的孩子，一百年前的东吴大学学生在青年会的主持下，招收贫寒子弟免费入学。校长、行政人员、任课教师都是东吴大学学生自己担当。教室、书本、文具都是东吴学子协调募集。著名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科学家和教育家、苏州大学校友谈家桢曾经担任过校长。在解放初期我的小学二—四年级是在惠寒小学就读。深受我的老师——东吴大学的学生——“惠寒”的志愿者饱含深情的教导和帮助，极为感动和感激。我想今后如有机会也要象我的老师那样为贫寒的孩子奉献。那么现在选择师范、成为一名教师是恰如其份、再合适没有的了。于是毅然作出了人生第一次抉择。

由于有了上面的抉择，所以就有了后来读无锡洛社师范、苏州新苏师范，进而入苏州师专数理专业的经历。“苏州师专”在我的人生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以至在以后的命运里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苏州师专创办于1958年。当时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的特定形势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需要，应运而生。说得透彻一点，实际上是当时“大跃进”的产物。对于大跃进的评价，自有科学的、客观的、历史的结论。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应予辨证历史的认识。不管如何评价，我觉得我们曾是“大跃进”的受益者。因为，没有大跃进或许就没有当时的苏州师专。

二、 历经三年的转折期

1959～1961年，当时的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在校学习，虽略知一二。例如三餐定量、副食品很少等。但当时均住校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再加上信息不畅，所以外面的世界正经历着的各种各样，我们无法感知和体会。在校接受的完全是传统的、正面的教育。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学习上，思想单纯、毫无杂念，可以说是天真无邪。

1960年6月13日，主纪先校长找我谈话。大意是因为工作需要，我将提前毕业，将分配到江苏省高等教育厅工作，6月16日报到。时间真紧啊！只有两天时间，连毕业考试也无法参加。当时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十多年的学校学习将告一段落，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可以为国家尽一份力。担忧的是我何德何能到省厅工作？心中全无把握。当时校党委吕亚声书记对我说：“你是苏州师专首届第一位毕业生，一定要为学校争光。”并题词：“立大志，鼓大劲，政治挂帅，战胜一切困难，坚决打响第一炮。”以资鼓励。

6月16日抵达南京，在长江路292号，原“总统府”内省高教厅报到，厅办公地处“总统府”内“西花园”。清朝时此地为两江总督衙门，后为太平天国天王府，天王洪秀全居住于此长达十一年，后再演变为两江总督府，直至民国，孙中山先生建都南京，成为民国总统府。1927年8月蒋介石成为其主，直至1949年4月23日，蒋家王朝覆灭。因为我在师专学的是数理专业，所以先在厅里计划财务处工作。

7月18日省委书记陈光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作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报告。随后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各地农村进行整风整社。我参加的省委工作组进驻镇江地区的溧水县（现在溧水为南京市下辖县），工作组一行十人。主要深入基层，了解农民生活和农村干部作风并实施整顿，宣传、贯彻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当时溧水农村经济一片衰落，粮食产量极低，农民统一吃食堂，家庭不得开伙，生活十分艰难，吃不饱，一个整劳力一天口粮才7两。社员统一上下工，以队长口哨为号。农作物种植的品种、时间、管理、收割等全由干部统一指挥，对仅有的一点“自留地”，干部也十分苛求，部分干部生产上瞎指挥、作风上不民主、强迫命令，生活上也有贪污或多吃多占。社员口头形容当时的生产状况：“上工象背纤，下工如射箭”。没有一点生产积极性。对前途感到渺茫。1960年10月中央郑州会议后，工作组的重点是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

对于当时的形势，作为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讲，简直是不能理解、不能相信、不知其所以然，感到十分惊奇而又无奈，但还是努力工作着，坚信党的政策的正确贯彻，困难是暂时的，新局面会出现的。

由于过于劳作再加上环境的艰苦，患上了甲肝，经南京住院治疗两个月，刚痊愈又患上浮肿病。那时能吃上两个糠饼也觉得十分开心。康复后于61年3月再回工作组继续落实贯彻党中央方针、政策，直至7月回南京。

艰苦的环境能够磨练人的意志，考验人的忠诚，培养人的能力和好的工作方法，这是一笔财富，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我当时深信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前进的道路上并不平坦，受到“左”的和“右”的干扰和影响，有挫折和错误，可喜的是我们党自己发现，并勇于纠正，这也是我们党的伟大之处。

随着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和省高教厅合并，精简机构、减少人员。我就服从组织安排，回到本属于我的教育战线，成为一名新兵。

三、 教书育人是天职

1961年8月，分配到苏州市某校任教，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当时担任初二班级的班主任并三个班级的数学课。至于如何做好班主任及怎样上好课，对于我这个22岁的小青年来讲并非易事，只能边干边学。自己和学生年龄相差不多，就象大哥与弟、妹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代沟”，更无“师道尊严”，相互平等相处着。但当时国家经济还处在困难期，有部分学生在家长影响下不想读书。所以当务之急是巩固学额，并且对学生不断进行正面教育，理想前途教育、学习目的性教育等，引导学生勤奋、刻苦、团结、诚实。在教学上，说实话我的基础有点先天不足，师范二年、师专二年，特别是师专二年中劳动及搞运动占去了相当一部分时间，因此在教学业务上必须加倍认真，刻苦钻研，把以前失去的补过来，同时虚心向教研组新老同行学习。好在自己住校，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无牵无挂，可以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利用暑假，把初一至初三代数、几何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还自学了数学教材教法，以及代数辞典和几何辞典等，这种“恶补”对后来的教学十分有益。在近四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我觉得首先要教会学生怎样做人，同时对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和技巧。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但我深深体会到与任过班主任班级的学生感情最深、关系最密切，无论是当时的好学生还是所谓的差学生，几十年后还都念念不忘。

四、 社会变革之磨难

三年的教育工作实践，可算是顺风顺水，虽无多大建树，但自感问心无愧，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努力为学生服务。

时间进入1964年11月，突然接到通知，离校参加“四清”工作队。先在苏州市里集训，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学习中央树立的三个“四清”样板，即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河北省的“桃园经验”，以及天津“小靳庄”经验。接着进行“三查”。集训一个半月后，宣布名单。当时全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徐州“会战”。我被分配在徐州四清工作团煤炭分团旗山煤矿工作队。徐州处于江苏的最北端，鲁、苏、豫、皖四省交界之处，著名的淮海战役即在此。

煤矿对于我是十分好奇又陌生，以前只是在地理课时略知一二。进入煤矿，首先深入群众，与工人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通过群众运动，另组阶级队伍。清思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自1965年1月“23条”公布后，明确运动重点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矛盾，而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运动是文革的前奏。事后看，当时明显是极左路线的反映，是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

在煤矿的日子里和工人一起下井劳动。矿井离地面为-230米，头戴矿灯，穿着工作服和高统雨靴，走在巷道里，分不清东西南北，不知白天黑夜，更无春夏秋冬四季的区分感。劳动中深深体会到工人的辛劳与危险。特别是危及生命的危险，如“塌方”、“水淹”及“瓦斯爆炸”等。

在社会变革时期，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思想上日趋成熟，对社会有了真实的了解和理解，也经受了磨难和考验。文革前入了党。但哪想到更加激烈的暴风雨将要来到。中国人民将要经历文革十年浩劫的灾难，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