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之为美

——追记时萌教授的学问人生路

沈潜

 

潇潇秋雨无声,绵绵哀思有情。

时萌先生走了,走在这寒风萧瑟、秋叶凋零的日子里,走得那样平静、安详和从容。但当人们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赶来与先生作最后的告别,缅怀他历经磨难、饱尝艰辛的风雨人生,感念他辛勤耕耘、著述丰硕的学术成就,追思他关心青年、扶携后进的风范品格,心情无不哀伤与沉重。

从风发踔厉的初犊青年到白发染霜的七旬长者,先生的学术研究默默坚持了整整五十个春秋,期间走过了茹苦含辛、艰难曲折的心路。

1926年,先生出生在常熟城内一个普通小职员家庭,因家境贫寒,弟妹又多,身为长子的他连小学四年级都未念完,不得不辍学谋生,过早地承担起生活重负,但他硬是凭了坚韧的意志刻苦自励,并踏上文学之路。

1947—1949年,因任当时《文汇报》通讯员和特约记者的经历,先生初步认识了文学的社会价值。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多年自学,他由古典文学入手,尝试文学评论。自五十年代起,先后在《文史哲》、《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探讨》、《关于陈子昂》和《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以独到的见解和清新的文笔引起学术界瞩目,循此求索,先生跨入了近代文学的堂奥。

正待风华正茂、意气激扬时,自1957年夏天政治风暴的骤起到“文革”十年动乱的蔓延,以先生不迎风凑趣、更不趋炎附势的本真追求,自是难逃劫运。踵随而来的漫天风涛剥夺了他发表文章的权利,开始了他整整二十年的坎坷人生。在此充满愁云惨雾的荒诞岁月里,先生一度被迫栖身“牛棚”,劳动“体罚”。但身处逆境中的他自喻春韭,任人褒贬,从未放弃过文学的研究和创作。1982年以来推出的一系列专著,几乎无一不是在这段焚心煮骨的非常年月里博观厚积所得,苦心酝酿而成。

度尽劫波痴情在,桑榆未晚著新篇。

二十年喧嚣中的沉默和坚持过后,先生终于迎来了重返文坛的学术自由。1978年刊于《光明日报》的《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看法》一文,先生打破僵化和教条的思维方式,显示了清醒的学术主体意识。这篇代表性论文实开新时期近代文学研究新风,引起学界广泛共鸣。随后,《曾朴研究》、《闻一多朱自清论》、《中国近代文学论稿》等专著相继问世,年过半百的他焕发了盎然的学术生命力。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从1986年《晚清小说论纲》的发表,到1989年《晚清小说》一书在海峡两岸先后出版,先生以开拓创新又平实致远的学术成就,奠定了自己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晚清小说史研究卓然成家的重要地位。1987年起,先生应上海书店约请,与吴组缃、端木蕻良等学界耆宿联袂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负责具体编纂工作,从体例发凡起例到篇目选编,殚精竭虑,不计报酬,历数年之劳苦,终告其成。

之后,先生重在对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内在联系的宏观烛照,其研究路向更往纵深处开掘。如与外地高校研究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若干问题”,先生考察了中国文学从近代至现代的历程是纯粹的“感应借鉴型”,还是靠自身在矛盾中发展变革的问题;追溯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开初阶段文学家涉及西方新潮的概貌,并提出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刊于《江海学刊》的《在文化嬗变中行进的曾朴》一文,以兼跨近现代社会的作家个案为典型,寻绎新旧文学之间错杂的衔接性环节。有关鲁迅研究的系列论文,更承续了他早年追慕鲁迅其人其文的思想脉络,重在通过对先哲的心灵探寻,揭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蕴,从而显示出先生不断深化的研究态势。

回溯先生的学术生涯,几经世事磨砺,几度笔墨磨人,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作家作品的系列性梳理和探讨;二是对晚清小说根源、发展及其价值的全景式透视和观照;三是对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通体研究和规划;四是对现代作家心灵轨迹的追寻和剖解。

读先生论著,不因陈说、求实创新;视野之宽阔、析理之绵密;兼及文笔精练、诗化语言,情发乎辞,理趣横生,无不给人以方法论上的有益启示。

能在有生之年以个人之力擘画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一直是先生梦寐以求的心愿。1986年付梓的《中国近代文学论稿》,既是他为此所做的铺垫性准备。收入书内的二十篇文章,既有晚清小说的理论探索和作家作品论,也有涉及近代翻译文学的理论及实践之考察,还有评析近代文学流派、社团及其他俊杰时隽的文学观,更有关于近代文学的历史分期、思想斗争以及特色等宏观课题的研究心得。随之而来对鲁迅的研究、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思考,均是他积数十年之功力,以期融会贯通地从总体上规划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必然收获。此间曾有出版社约他就此编撰并许以梓行。但先生考虑工程太大,犹恐资料不足,思辨欠深,未敢贸然应诺,要求假以时日。虽说夙愿未遂,先生抱憾于怀,从中却可见其不轻言著述的严谨治学态度,与当下所谓学术之种种怪现状适成鲜明比照。

最是令人感佩的,莫过于先生锲而不舍的毅力背后,饱蘸了对学术文化何等深情的执着!

先生曾追忆,在那段栉风沐雨的日子,他往往在农舍里写,在陋室里写,没有书桌就挪动破旧的米桶铺上报纸,或干脆席地捧膝,任何挫折都未能让他搁下手中的笔。无休止的虐政性劳动后,他就拭去劳累的汗水,赶紧凑在昏黄的油灯下默默地写,通宵达旦地写。原稿被抄没后,他噙着泪水回忆默写,再度整理成稿,甚至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往返途中,也一直萦然难释于论文提纲的构思。诚然,脆弱的个体生命里不是没有苦恼和寂寥,但先生感慨过:“人生的颠簸需要以坚韧的耐力去承受,逆境可使人消沉但亦能使人发奋。我以安详的心情去领受冷落和孤独,去观察表象之下的事实,总觉得自己的道路还长着呢”。于是,梅李银杏树下,古城虚廓园居,先生秉烛夜读,临窗听雨,辨是非,明善恶,处纷扰之世,抱素朴之志。一盘菜蔬,甘之如饴;以书自娱,如痴若醉。多少次迎晨曦,送晚霞,看似陶然忘机,沉寂的却是一颗踽踽独行的忧患之心。但有乡里先贤如傲岸不拘的曾朴、有文坛先哲如个性狂狷的闻一多和朱自清,更有横眉冷对的鲁迅精神,始终慰贴着他,感化和激励着他。也许是这段特殊的人生遭际,赋予了他特有的悟性和理性,先生出版的专著,几乎无一不是以这些风采踔厉的文化前辈为研究对象,一样地看取了先行者奋斗不懈的强韧品格,以心贴心,以情激情。

1983年调入苏州师专(今我校前身)任教,先生对浓厚校园人文学术氛围既躬身践履又积极倡导,其言其行,有口皆碑。

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他注重学科梯队、专业课程建设,注重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与选拔。作为学报《吴中学刊》的主编,先生身体力行,为推动我校和地方人文学术研究风气的生成与活跃竭尽心力。此外,他与日本、美国和港台地区的学界同仁多有学术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增进了海外友人对学校及所在古城常熟的了解。

对年轻后学,先生既平易近人又真诚爱护,道德文章惠被满园桃李。那些年,在先生的周围,感染和集结了一批好学的年青学子,亲炙其学术风采,相互切磋,平等交流,在他的热心瞩望和感召下奋发进取。曾亲聆先生教诲的众多中青年,都有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鉴于先生在学术科研和教学岗位上的突出贡献,他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荣获曾宪梓教学优秀奖。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奖。

1994年退休后的近十年间,先生身虽隐而志未退,仍以学人的不改痴情关心着改革开放的国事民情,钟爱着追寻了大半辈子的近现代文学事业,又热心于为繁荣地方文化学术事业建言建策。1988年,先生倡议筹建曾朴纪念馆,并在此后多方设法与曾朴远在台湾的长子曾虚白取得联系,争取了曾氏后裔将曾朴故居虚廊园捐赠于家乡的义举。至于《曾朴及虞山作家群》筹乡邦前贤文献的梳理编撰,发微探幽,更内含着作为学者的他对虞山琴水的满腔热爱。在先生所著《虞山文化纪事》的序言中,他写道:“二十年来,余亲炙乡邦文献,深感如入宝山受用不尽,这倒不单是眷恋昔日的辉煌,更是以现代人的心态去窥察前贤优秀名哲的文化品质,觉得眼亮心暖,勃动继续崛起的信念。这个小册子所记的人物,多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之佼佼者,体察他们的嘉言懿行,就会充分感受父母之邦的分量,作为常熟人,是足以自豪的”。桑梓深情跃然可见。2001年,先生把自己收藏多年的所有珍贵文献资料,无偿捐献给了市档案馆。

古稀而后,先生告别学术研究的“重活”,开始重弹散文随笔的“老调”。先生年青时就爱好文学创作,擅写散文、诗歌和剧本,后来四十多年改行研究学术,此间曾一度专事《义和团》历史剧的创作。作为常熟文化界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第一人,至此告别论坛,他又不愿放下手中之笔,于是重操旧业。在他看来,既是一个作家,还没有权利放弃社会责任,以散文发抒蕴蓄沧桑的人生况味,既是至情的自然流露,也是记述历史的侧笔。1996年结集出版的《春韭楼随笔》,先是辟于市报专栏,后来见诸于《苏州杂志》等多家报刊,虽是片什短构,但以作者挥洒自如的文笔,更有率性由真的文心,或绘景抒情,或状物叙事,道来娓娓淡雅,如数生活家常,悠悠其味,脉脉含情,为此引来了无数赞叹的目光。年近耄耋,先生重病缠身之下说要封笔,但他屡罢不能,那断断续续的夜读偶记文字,依旧洋溢了对当下世道人心、民风学风的由衷关怀。

平沙落雁,往事如烟;音容宛在,归去来兮。

先生的不幸去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敬重的前辈和良师。但如先生生前说过:“我不敢奢望活到一百岁,可将来物故了,我写的书仍然是我生命的延续。”综其学问人生的丰富质感,分明浸透着嫉恶如仇的清风傲骨、面对困境的从容淡定、忧思弥深的人文情怀、秉笔求真的治学精神、嘉惠后学的热心热力、恩泽亲友的诚挚有情。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情操境界,蕴含了一份沧桑之为美的生命底色,一种性灵之为真的人生启迪。所有这一切,无疑沾溉来者,给年轻一辈留下了可贵的财富。谨此敬挽一联,寄托我们对先生的无限崇敬与深切哀思之情。

“顶霜傲雪,艰苦卓绝,沧桑历历何曾岁月蹉跎?

抱朴守真,含英咀华,襟怀磊磊岂止文章著述!”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20031130日总第294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