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传轶

在新中国诞生三十五年的大喜日子里，我抚今思昔，想起了过去和现在种种难以忘怀的事。

我在解放前也当过教师，那时教师地位的卑下和经济的困窘是今天的青年人难以想象的。一九四七年我在家乡河南罗山县当教师，伪县政府一连六个多月不发工资，教师迫于生计，几次组织请愿，要求补发和按月发放工资。但伪县政府对此合理要求始是置之不理，继则开空头支票，最后竟施以威胁恐吓。我那时是由学校供应“公饭”的，由于学校经费来源断绝，“公饭”也开不出来，贫苦教师的家庭也因此断炊。为了索薪，教师由请愿发展到罢课，由罢课发展到通电呼吁。那张通电稿就是我拟写的，上面盖了用肥皂刻成的“罗山县南部中小学教师罢课索薪委员会”印章，遍寄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南京各大报纸。这样，事情闹大了，伪县政府竟以“政治事件”追查、迫害老师。我就是第一个被解聘的。受此打击，我愤而离家远走了。

新中国诞生前夕，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了个“文化兵”。由于我饱尝过旧社会酸辛的生活，到了人民军队里，感到一切都是称心如意的，同志之间亲如手足，首长十分关心我，一次就补助了我母亲半年的生活费。转业到常熟后，领导上满足了我的要求，我便又当了三十多年教师。

在新社会，教师的地位与过去大不同了，党和政府对教师政治上尊重，生活上关怀，这是我切身体会到的。我只是一般教师，但党和政府给了我不少荣誉和关怀，我是受之有愧的。去年，我身体不好，学校领导还派小轿车送我去苏州医院检查治疗。同志们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也使我备感亲切。今年元旦时，不少同志都到我家里来看我。春节时，同学们送年历画给我，干部班的同学还特意把一幅“松鹤旭日”画送到我家里。我对同学的关心很不够，同学们对我却是这样的深情，我既感激又内疚。

近几年来，我的三个孩子已先后从大专学校毕业，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能培养出三个大专毕业生，这在旧中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现在，孩子们已经不需要我的负担了，我原来用作大家庭的开支都由自己支配了，生活很宽裕。所以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给我的幸福。

在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感到我们的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鹏程万里，大有作为。我衷心祝愿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早、更快地飞入科学世界的先进之林，为我们开拓更美好的未来！

（1984年7月5日总第5期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