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培

我是在文革期间进苏州地区师范学校理化（物理化学）班学习的，当时属于中专性质，因此连“工农兵学员”都称不上。“工农兵学员”是对文革期间大学生的总称，后来几乎成为不是真正大学生的代名字。文革期间“中专生”的水平那就可想而知了。

文革期间办学，确实存在许多违背教学规律的地方，例如，同班同学的知识基础参差不齐、因政治原因图书馆的绝大部分藏书不予开放、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有可能被认为“只专不红”的危险，等等。但学校毕竟是学校，表面的形式并没有消除学校的文化传统。老师在教学中是极其认真负责的，学生对于知识的追求是执着的。追求良知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真正的主流。这样的特殊环境成为我人生经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地区师范理化班以培养中学老师为目标，当时对学生数理化的知识要求似乎并不高，自我感觉没有超出我已经掌握的知识范围。我从小就喜欢数理化，学习轻松愉快。头脑中“科学”的概念就是自然科学，理解到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是自学出来的。自1967年以来，数理化、文史哲广泛涉猎，自学不辍。我当时的真正兴趣已经转向社会科学，主要集中在哲学和经济学这两门学科上。地区师范两年的学习时间为我今后走向今天的“专业”奠定了基础。

在地区师范学习期间，政治上正值“批林批孔”，记得学校成立了“大批判组”，组长记忆中是政治老师沈修，我作为学生代表任副组长。这样，我就获得了借书的“特权”，可以以“批判”为名借阅当时被禁借的书籍，而且几乎没有数量限制。但要经当时负责教务工作的张保垣老师批准。

沈老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外表严肃，实际上是热情奔放、治学严谨的学者。他认为我数学基础好，非常支持和鼓励我深入研究经济学。张老师对我的求学非常赞赏，他根本不审查我所借阅的书是否和“批判”有关，大笔一挥，予以通过。因此，我可能是那时借书最多的学生，大约有200多本吧。

有些书是在课堂上阅读的，专业课不听，属于不务正业。这在那个年代似乎是可以的，因为“最高指示”认为学生可以不听老师讲课，甚至可以瞌睡，条件是不影响他人听课就可以了。但在学校里，这种行为毕竟不符合好学生的概念。当时理化专业党的书记杨凤娣老师得知此事后找我谈话。谈话很婉转，但有批评的意思。我的解释很简单，只是说授课的内容已经掌握，所以才那样做的。并希望学校以任何方式对我考核，检查我是否真的掌握了。杨老师采取默许的态度，事情不了了之。

地区师范的领导和老师对我实际上是很爱护、很宽容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为我的求知创造条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根本不可能公开鼓励，“放任”就是支持。而且在毕业分配上很被器重，没有去中学当老师，而是被分配到苏州地区五••七农业大学任政治老师，主要教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直接报考了研究生，从此，真正走上了专业之路。人生的经历似乎是一种命运，因为存在许多不是由个人可以左右的偶然因素，但本质上是自己选择的。回想自己，在下乡艰苦的环境中也坚持自学，在那个年代，学习是没有任何功利因素的诱惑的，但感到愉快和充实。人生经历就是探索“人”的本质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对于我个人来说，从来没有过“成功”的感觉，我将目标始终如一地继续走下去。

经历过的应该珍惜，经历就是财富。

2007年11月21日于武汉

编者注：吴俊培，1947年11月出生，江苏苏州人。现为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财政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1966年苏州高级中学毕业，1968年下乡插队。1973—1975年在苏州地区师范学校理化班学习，毕业后在苏州地区五•七农业大学任政治教师。1980—1982年在中南财经大学（当时为湖北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物资经济系财政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曾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系，任荣誉研究员。1982—2000年在中南财经大学任教。1985年为讲师、1987年为副教授、1992年为教授，1993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任财政税务系副主任，1995年任主任，1997年任副校长，1999年任校长。2000年至今任武汉大学副校长。长期从事财政基础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等方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公开发表专著、译著、教材十余部，以及论文百多篇，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研究成果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199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