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琳

 

弹指一挥间。我离开母校已经有八年了。

据说，男人四十岁，又走到一个关键阶段——人生的最终命运从四十岁开始，或许是这样。今年我四十岁。近来，仿佛产生一种自我审视感，常常在回顾，评判自己走过的道路。苏州地区师范（苏州师专前身）竟成了我时时怀念的地方。当然，这种怀念不仅仅是对母校的“形”——她的可以使人沉思遐想的长廊，她的富有江南特点的亭台楼阁，她的使人流连忘返的小桥流水的向往，更重要的是对母校的“神”——她对我生活道路影响的深深思索。

长者的指点是宝贵的

我从小生养在苏州。由于环境的影响，我从小学起就为自己设计好了生活的道路：小学——中学——大学。人虽不聪明，但学习一直用功。1968年，那场“革命”运动把我卷到乡下去了。我插队的地方，地势低洼，吸血虫病流行，常常可以在田角捞起一大把钉螺。每个劳动力种七亩地，一天劳动的价值是四毛钱。为了生存，嘴上说扎根农村，可心里朝思暮想早日离开这个地方。

1974年，大队领导同意送我去读书。我高兴万分。但盼到的却是一张苏州地区师范的通知书，我极为失望。六七届高中生，再去读中师，有什么意思呢？我懊丧地来到了常熟。我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

一天，一位五十多岁，高高个子，带着眼镜，十分清健的男老师来到我面前。问过我的姓名后，缓缓地说：“先在这里安下心来。你的基础好，只要好好学习，总有用处。”眼镜后面，是一双闪闪有神的眼睛。

老师简单的几句话，竟把我的心稳住了。纷乱的思绪，似乎理出了头绪。我一打听，知道他叫黄惠年，是我们的副班主任，一位经验丰富的语文老师。

黄老师上的语文课，深深地吸引了我。黄老师分析课文十分讲究抓“思路”，比一般的“串讲”深刻。其奥妙在什么地方呢？后来我读苏大，学了辩证思维的方法，我想，这是辩证思维中“分析和综合”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不仅如此。我对黄老师的佩服，还在课堂外。那时，班级时常要下学校农场劳动。黄老师与我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往往干得比我们这些小伙子更卖力。看着他那瘦削的脸上沁出豆大的汗珠，我们谁还敢偷懒呢？工余休息，他还和我们一起打排球，一起说笑……

我们之间结成了忘年交。

两年以后，我留校当了老师。那一年正是“四人帮”倒台的一年。此后，我在师范整整工作了五年多。在常熟的几个年头，我入了党，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积累了工作经验，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师范，成了我生活道路上的转折阶段，关键阶段。

师范，你给了我许多宝贵的东西！

需要相互之间的理解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

1979年，学校开始从“老三届“的知青中招收大专生。开课多了，师资十分紧缺。一天，黄老师建议我上大专班的外国文学课。他知道我喜欢外国文学作品。这也是真的。我在“文革”期间，几乎涉猎了所有的欧洲文学名著。加上留校后我又去江苏师院中文系进修了一段时间，黄老师认为我能上。但我怕上不好课。这些“老三届”学生中，不少人年龄比我大，有的还是经验丰富的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骨干。可能因为我的血型是A型，我还是大胆接受了任务。

教学相长，对我是名副其实的了。我认认真真地系统听了老教师的课，多次登门请教经验丰富的老师。经过比较细致的准备，我便大着胆子走上了讲台。几次课上下来，我发现大家学得十分认真。

按理，作为一个中师毕业生，我是没有资格给这些“老大学生”上课的。他们也知道我的底细。但何以合作得这样好呢？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相互之间的理解吧？他们理解和尊重我，我则尽力而为，矛盾就这样相互统一起来了。

走出困境的路在脚下

当时我碰到一批在广阔天地里共同战斗了多年又回到苏州的老同学、老朋友，大家在一起畅谈时，心中总感觉失去了什么。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产生了“心里的不平衡”。

苏州古城的一切都吸引着我，毕竟她生养了我，我要回苏州去。一位曾与我在乡下共同“落难”的朋友要回苏州“弃教从政”，来信表示坚决反对，说要安下心来踏实地做一番实实在在的事业。措辞之恳切，情感之动人，令我无言以对。

后来我回到了苏州。人走了，却总一直注视着母校的变化。最引起我心跳的，是往昔一道留校工作的只拥有“中师”学历的同事们一个个走出“低谷”，阔步前进：有的自学成才，有的从研究生班毕业了，有的论文不断发表，有的被评上了职称……

路，在每个人的脚下。

逝者如斯夫！未来是更可宝贵的呀！

编者注：张志琳同志当时在苏州市委宣传部工作。

（1988年12月30日总第44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