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成

我离开母校已十年多了。可是母校生活的一幅幅、一幕幕至今仍历历在目。特别是母校老师循循善诱，教育我们要“立志、进取、求实”的话语，至今仍留下很深的印象。

记得我们江阴的同学是在七二年四月十七日集体乘船到达常熟的。报到以后，同学们议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校的牌子。因为我们一进学校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江苏省苏州地区师范学校”的校牌。“师范学校哪能是大专，只能是中师”，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说。也有些同学不服气：“师范学校也可以是大学，因为这是新生事物嘛。”更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私下议论说：“我们的学校省里还没有批准，我们是“黑户口”，毕业生出去只能享受民办教师的待遇。”

大专、中专，公办、民办，一度成了同学们的中心议题。为此，学校专门召开了大会“安定民心”，给我们讲了好多安心读书的道理，班主任吴老师的一席话更是语重心长。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么一段“‘牌子’不等于学问，华罗庚没有大学文凭不是照样干出了伟大的事业吗？对我们来说，学问比牌子更重要。要做学问，不要讲‘牌子’”。

从那以后，我们排除了“牌子”的纠缠，投身于学问的海洋。我把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工工整整地抄录在笔记的页牌上：“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事业。”尽管当时还是“交白卷光荣”，“知识愈多愈反动”的气候，可我们一个个都象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拼命地读书。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们从来没有交过“白卷”，而是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地去完成。星期天，教室里都坐得满满的。我记得有个缪瑞英同学（她是沙洲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每晚宿舍熄灯后，总要悄悄地跑到教室看书，而且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直到凌晨两点。为此，还受到了党支部书记的一顿批评，把教室的钥匙也“没收掉了”。大家的学习兴趣也十分广泛，我们语文班的同学不但喜欢自己的专业，而且大都喜欢看些哲学、地理、历史方面的书籍。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到农场劳动的两个星期。每天晚饭后，我们三三两两地坐在河畔石头上看书学习，直到天黑。我就是在那时啃完了《反杜林论》的。毕业后我一直教政治，仔细想想，自己的政治理论基础就是在母校奠定的。

我们在校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两年，可是这些没有大专牌子的中师生毕业后基本上都当上了中学教师。据我所知，现在我们的不少同学已经成为农村中学的骨干教师了，有的已经成为学校的领导干部。如果没有母校给我们打下的坚实 思想基础和学习基础，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

我在母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江阴南菁中学任教。八二年，我担任高三毕业班班主任并兼教高三政治课。在同年级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中，唯独我是没有大学“牌子”的中师生。但是，我从不自卑。我坚信，路，就在自己脚下；坚信，“逼使天赋燃烧起来的是劳动”。我记着歌德说的一段话：才能不是天生的，可以放任自便的，需要钻研艺术，请教良师，才会成材。我虚心向老师学习，刻苦钻研业务，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到工作中去，终于和其他老师一样圆满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教学和教育任务。

还值得一 提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华轩忠，以前是我县云亭中学的语文老师。去年，无锡日报到我县招收记者，全县有三十多名报考者，其中有不少是有大学“牌子”的，还有的是名牌大学的新闻系毕业生，可是华轩忠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成了胜利者，被录取为无锡日报记者。这说明学问比“牌子”更有社会价值。

现在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母校发展很快，我们首届同学经常议论和盼望的“牌子”终于得到了。然而，“牌子”总是相对的,如果一味追求牌子，那么就会这山望着那山高，有了“牌子”有嫌下。戚戚于牌子大小而不在学问上下功夫，这是最没出息的。诗人海涅说过：“我不盼望我的墓碑上饰着诗人的桂冠，却只要战士、宝剑和盔帽。”这段话，我愿与母校的全体同学共勉。

编者附语：王伟成同志系七三届毕业生，在八二年曾荣获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积极分子和江苏省优秀班主任称号，当时为中共江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为常州市市长。

（1984年3月10日总第1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