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潘传轶先生   

沈潜

 

惊闻潘传轶先生溘然长逝，已是元月4日的午后。作为他生前执教历史专业后唯一留校的学生，竟未能来得及赶去送先生最后一程。看窗外天色灰蒙，寒风冷雨，心里是抑不住的愧疚。我既为自己的过失而抱憾，更为从此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而难过。

这一刻，重温先生留下的信函，缅怀先生殷殷的教诲，记取先生爽朗的言谈，绵绵思绪不禁涌上心头。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定格在师生阔别廿年后的联谊现场，那昂首阔步的身影依旧清晰地浮现眼前……

先生是我校前身苏州师专的元老。熟悉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都喜欢亲切地称他“潘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年长，更是因为他的受人敬重。

细想起来，潘老是我们政史82级跨入大学后的第一位专业历史老师。

那时，学校办学条件差，专业师资紧缺。艰苦创业的环境下，更有赖于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文史兼济相助因此自成传统。原来执教中文的潘老，就因工作的需要，恰从我们那一届起改教了历史。

记得1982年的金秋十月，年届花甲的潘老第一次登台亮相。由自我介绍中得知，来自河南信阳的他，早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来随军南下从教，先后在好几个学校担任语文教学。潘老打趣地说，因为专业的改“头”换“面”，自己成了不务“正”业的老“学生”，希望一切从头开始。虽是三言两语，不由得让我们惊诧于他的幽默与亲和。

当时的中国古代史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为教本，几位老师分时段轮流讲解，先秦史就由潘老负责主讲。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篇，接续奴隶制时代的夏商周，至社会转型期的春秋战国收尾。也许是因为我们早已厌倦了中学传统的因果式归纳、线性化条理，面对潘老独特的讲课风格，很快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见潘老在黑板上先是极其个性地写上了“历史”两字，随后要我们各自说说对历史的理解。在他看来，过往的历史有其特定的场景需要我们后人去再现去体会。其讲课的独特处在于，既注重历史的“情境”感，更不拘于教材框定，独抒己见，发人未发。从“史前时代”开始，潘老以他深厚、娴熟的古文功底，引证并诠释了多种神话传说文本，继而参以《诗经》、《周易》、《左传》等元典，并以丰富的地下文物考古加以佐证，循着中华民族由蛮荒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一路讲开去。为了便于我们记忆，擅长吟咏的他还将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精心自编成朗朗上口的五言诗。同时推荐顾颉刚的《古史辨》作课外读物，要求我们学习历史时要有“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精神。印象最深的是组织“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自由辩论。那是我们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的课堂讨论，尽管初学如我们意气可见，稚气可笑，但气氛非常热烈。在当年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与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之间，潘老更为倾向于前者，且更看重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以为此书虽是延安革命年代身处“窑洞”里的研究成果，却“简”而见“识”，更有其求真的学术含量。但他并没有急于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引导大家发表不同见解，一再强调既为讨论，就没有定论，要在见仁见智后的集思广益。当时有同学谈到了山东大学王仲荦等主张的“魏晋封建说”，潘老对这一跨时段的思路显然很是赞赏，借此提醒我们要把历史“瞻前顾后”地贯穿起来。最后，他以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启发我们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学养和思辨能力。

至今不会忘记潘老教书育人的悉心投入。

六十开外的老人，每次无论刮风下雨，一例早早地来到了教室。上课虽有备案可据，却绝无照本宣科的教条。讲课语言风趣，音色浑厚，多慷慨激昂之情，抑扬顿挫之势。无论是讲述青铜文明的灿烂，诸子百家的争鸣；还是描摹吴越交兵的动荡，大秦一统的局面，潘老喜怒有别，爱怨分明。激动处，还不时伴有急剧的哮喘，那是“文革”挨批斗时烙下的病根。或许是听觉上的障碍，每逢课堂提问，他总要靠着讲台俯身侧听，甚至凑近同学身边仔细地听。潘老的板书极有章法，往往条理不多，三二行点到为止；而且因为字写得大，没写几行就已占据了满满一黑板。所以，一节课下来，总有同学主动地擦黑板。尤为难忘处，入冬季节，站在门口的潘老，见哪位同学衣着单薄地走进教室，他就非得责成回宿舍添衣保暖不可。坐在前排的我也因此被他“勒令”过一回，那不容辩解的表情下，分明是仁慈的关爱呵！

要说那个时候，我还谈不上对历史有什么兴致，但绝对是潘老忠实的听众，也是他最爱提问的对象。曾记得，潘老还借用刘知几的“史学、史识、史才”和章学诚的“史德”，作为我毕业时的赠勉语呢。来自潘老的教泽和启蒙，无疑潜移默化着年少的心志和个性。及至今日的我，自认为多少传续了潘老上课的风格遗韵，始终张扬着“把历史还给历史”的情境激活法，套用当下流行语，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特殊“语境”。舍此，有如雾里观花，形同隔靴搔痒。

几年后去潘老所在和平街住处看望他，归师母还跟我说起：当时为了把课上好，潘老一有空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伏案备课。今天，当我们积极构建文史大平台，并尝试新专业新课程的设置，试想潘老当年由“文”而“史”的专业转型，却能及时调整，取其所长，在文史兼容中把课演绎得如此生动，如此得心应手，个中该有多少付出？！这样的敬业乐教精神，不正值得年轻后学者深思么？

大二下学期，我们开设了《中学历史教学法》。由事先发下的教科书内容，同学们料定了它的枯燥乏味，也猜测着会由哪位老师担此课务。不曾想，潘老笑呵呵地再一次到来，让我们不免有了久违的欣喜。毕竟，此前先秦史的难忘印象，潘老上课的人气指数自非他人可比。作为一门更需要贴近中学实际的课程，且不说潘老以自己一度在中学从教的体会现身说法；讲课过程中仍然延伸着他的“情境”再现法教学。但这里的“情境”特指面对中学生的课堂。换言之，潘老要求我们所备教案不能“自说自话”，一定要切合于中学生的思想实际，所谓“因材施教”是也。后来几个星期，31位同学轮着上台试讲，潘老耐心细致地引导着，比如教学环节如何起转承合，重点要点如何突出，课堂气氛如何掌控，有一次因为动作幅度太大，差点在讲台前绊倒。潘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示范，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直观形象的启发，也感受了他的仪态可掬。时至1984年深秋我们去昆山实习，潘老作为带队老师之一，负责县二中的实习组指导。在当时校园西北角临近喧嚣马路的简陋住处，他与同学朝夕相处，并且一住就是一个半月。

记忆中，潘老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是话谈中国历史上女性“干政”现象的专题讲座。从西汉吕后到唐代武则天，潘老引经据典，分析了女性参政的复杂历史因缘，并揭示了由此产生的历史影响。来自潘老当年妙语连珠的讲解，虽事隔廿二年之久，我和同学还能道其一二。

说来因缘巧合，在我毕业后发表于《文学遗产》上的两篇小论文，均是潘老指导下完成。临到最后一个学期，系里要求撰写毕业论文，但此前已有好多同学因好学而有志于治学，所以早就着手考虑了。记得我一篇《顾炎武别名小考》的小文，就是在潘老的鼓励下拟定成稿。起初自以为小小别名纠误，不写亦罢，但他认为篇幅虽小，却不无价值，指示我查阅有关明清笔记后写出。潘老说他曾读过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听说我有一套《清人笔记丛刊》，要我改天借他细细一阅。随后，在我留意河南商丘侯方域的《壮悔堂文集》时，鉴于学界对侯方域与雪苑社的关系鲜有述及，拟以此为题准备论文，潘老专门把我叫去，就选题缘起、启题筹备了解情况。至今保存的这篇三千字文稿，经他审阅修改的地方足有二十多处，圈圈点点，可感可温。

……

这，就是我大学时代心目中的潘老形象———兢兢业业的良师，可敬可亲的长辈。

至我毕业留校后的好些年里，承蒙潘老对我工作上的传帮带、学业上的知勉和奖掖，还有感情上热心成全的奔波，内里蕴涵着的那份关心和瞩望，更难溢于言表了……

追忆往事，泪眼已朦胧。何曾想，如今潘老遽归道山，忝为弟子的我却未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悲从中来，夫复何言！

斯人长逝，音容犹在———潘老，您一路走好！

2007年1月5-6日 于清欢轩

(2007年1月11日总第385期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