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潜

也许是专业习染的敏感，我更喜欢把人生看作是一部历史。

人类历史有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之分期。相应地，个体生命同样可以划出不同的历史阶段，书写不同的历史篇章。年过四十的我回头看去，假如把童蒙未开的孩提年少比作“古代”，觉醒自我主体意识的青年时代显然就是个人的“近代”了。1982年，又理应成为我区别古代和近代的分水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生转折点。因为赶在这一年，我考上了大学。

要说我的大学，不是什么名牌学府，而是小小的苏州师专，也即现在理工学院的前身。三年的学制，比不得可以申请学位的四年本科。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正是这三年的求学生涯，让一个稚气的顽童成长为意气的书生，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透彻地讲，那是与学历之高低无关紧要，但能受益终身的人文化、个性化的东西。

大学生活既为我人生“近代史”的开篇，距今已有二十年的光阴。往事历历，意味深长，吉光片羽，可圈可点。在此不妨摭拾其中的几个“片断”说开起。

第一次流泪

初到常熟，头顶明净秋空，一路贴水而行。走在古城梧桐交错的马路，曲径通幽的街巷，更有小巧玲珑的花园式学校（今天的曾赵园），心里是按捺不住的好奇和激动。

开学军训过后，按照学校规定，每班学生都要定制校服，那是20元一套的西装。通知没几天，不少同学就把钱交了上去；可最后统计，却独独剩我一个迟迟不交。于是班主任朱老师找到了我，耐心地晓我以理，说明集体观念的重要性，说明不能因为个人的行为影响了整个班集体的形象。可我心里直犯愁。要知道作为新生的我怎敢不愿？而是不能呵！父亲临走时，塞了我23元的生活费，那是家里好不容易凑起的一笔钱款。如果交了这笔钱，那我的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碍于体面，我只嘀咕着说自己个头矮，不适合也从未穿过西装。可我掩饰的窘迫神情没能逃过班主任的细心，追问之下，一时情急语塞的我禁不住哭了，我一边流泪，一边说着自己的难处。了解原委后，朱老师并没有怪我，而是先代我把钱给垫上了，又建议我生活确有困难，可以申请补助……

之后的三年里，这套被我始则排拒、继之认同、终而喜好的西装，伴我不离不弃，几度春夏又秋冬。

要说80年代的师范生，伙食均由国家统包，以每月25斤粮票和24元菜票为标准。加之当时物价便宜，添些日常用品也花不了几个钱。至少包括我在内的贫苦农家子弟，穿有校服，吃在食堂，心系念书，克勤克俭，身边有个几十元，虽说囊中羞涩，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暗自所想的是怎样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免得因自己的求学而让父母牵绊受累。三五好友偶尔相约了去看一场电影，溜一回旱冰，已是非常奢侈的消费了。较之今天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穿必名牌、吃必饭馆的风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第一封家书

距离的美感，在于能滋生人与人之间的牵挂和思念。从小生活在父母身边，一旦出了远门，儿子成了游子，难免就会想家，惦记父母的平安和快乐，体会家园的自在和温暖。

那时，电话还远没有普及，手机、小灵通等快捷的时尚通讯工具更是难以想像。初次离家的我，思家心切，助成了写信的念头，第一封家书就此投递故乡。

可是，平生从未写过信的我，一时间不知该从何写起，该说些什么。好在家书是写给至亲人的，怎么想就怎么写，不必煞费苦心。记起当时写第一封家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深秋季节。我先向父母禀告了自己入学以来的学习和生活，尽管内心有着很多的苦恼和困惑，但只想报个平安，免得让父母担心，要他们注意冷暖，当心身体，别太苦了自己。信寄出后，很快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回信。打开信纸，我不禁被眼前俊秀的字体莫名惊诧，长这么大，居然不知家父还写得一手好字。信中父亲嘱咐我要学会照顾自己，别牵挂家里；还说地里的大白菜长势不错，估计年前能有个好收成，要我别担心生活费，该用的要用……

渐渐地，我给父母、特别是给哥哥的信越来越多，亦越写越长。家父、家兄也会经常给我回复，一例是叮咛复叮咛的关切。有一次我回家去，见得母亲把我寄回的一大叠信整整齐齐地搁在衣柜里，我知道，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能不间断地接到儿子寄自远方的问候，哪怕她从来没有看过、也从来没有读懂，睹物思人，也一样宽慰着居家守望的慈母心。游学在外的我，对父母的养育之情，对兄弟的手足之亲，也因此更多了一份堆叠的感恩之心。

几年过后，当我看到留存在老家抽屉里的二百多封家书，随意抽取其中的一二札，重温尘封已久的往事情景，一幕幕原汁原味地再现眼前。感念自己曾经歪歪扭扭的笔迹，曾经文句不通的信函，而今自以为有情的心、个性的字，大概就是在这不经意间点点滴滴地积聚而就，化育而成……

可在当下的大学校园里，还有多少学子会把亲情的思念落笔纸间？

（2006年12月21日总第382期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