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放

磨儿圆又圆

搬住进村子里了，我们努力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尽量地打成一片，那时的农村，也编成了“营连排班”，与我们一致，都做上了战友。他们家家户户都吃食堂饭，和我们吃的是一锅饭。这食堂比不上学校的，让我们缅怀起甜津津的酱油胖黄豆来。还有，洗碗得蹲在小河边，严冬时还得敲碎冰层。有不少人家从食堂里打了饭菜回家吃，我们有时也捧着饭碗进屋闲聊，那些阿姨大妈不时热情地搛些菜给我们“尝尝”，最难忘的是那种带酸的“脚馒头”咸菜，如今忆及，还觉口齿留鲜。彼此熟悉了，我们也主动地帮着斩南瓜、擀面条、醃咸菜等。醃菜时先把雪里蕻或青菜等洗过，放入大缸内，分层撒盐，我们则穿上新草鞋跨入缸内使力踩踏，样子有点像如今的跳迪斯科，这事看来简单，却极易腿软。几个大缸置于场上，还有替换的候补者在旁陪伴着，取笑的话儿一句紧接一句，演绎为一场场嬉闹的赛事。

女同学比较爱做细巧活。我们班一共有七位女生，除了那位妈妈级同学外，都在青春年华，她们性格各异，个性鲜明。其中有两位女干部，一位是心思细密、朴实温和的组织委员，与团章学习小组的成员较为熟悉；另一位是爱唱爱跳、热情大方的文娱委员，在班里也较为突出。这三位与女社员们一来二去已十分熟悉，穿门入户十分自然。是她们最先学习牵大磨的。这是一项最具挑战性的家务活。在锡剧《双推磨》中，两位主角牵的牵、推的推，动作十分潇洒，可在现实中这是费力的技术活。牵的人是舵手，要眼疾手快，还需有股巧劲，可以坐着操作，但容易腰酸背痛；推的人是助手，力大的只需一人，在长长的磨盘柄上装了根横杠，形似一个“丁”字，横杠那边用绳挽住屋梁，推的人脚分前后，然后握住横杠有节奏地一推一拉，推推拉拉，不断重复。如果是两个人推，还必须协调好，“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三八作风歌》）。女社员先教女同学牵磨，再教她们推磨，由此引入了男同学的加盟。当时十有八九的农户都有大磨，又缺人手，因此男同学得到了“学而时习之”的机遇。从此，低屋檐已不觉得矮，矮闼门也不觉得小，城乡差别在这里已是难得糊涂了，望着雪白的大米徐徐进入磨盘的洞眼，而雪白的米粉又慢慢地从磨盘四周洒出，大家总是咧开嘴直笑。接着是放水和粉，帮着做团圆、做汤圆，最后拗不过社员的盛情也品尝几个，这时的心情，用句《双推磨》的唱词来表达，叫做“吃到嘴里甜到心”了。

入冬的农村总有一些农活，我们都尽量与社员们一起劳动，但同时也逐渐增多了班级内学习与讨论的时间。那时的农户不大上锁，家里即使无人，一些桌凳都允许我们随时借用，这全是由于已经和社员们熟稔了的缘故啦，你说是不？

他乡遇知音

农村的生活在那时比较寂寞。那时还没有电视、电脑或手机之类，连打个电话也要去公社，好像还不是用手指转盘的而是摇柄拨号的，再说也不给随便打。市面上最高级的电玩要数晶体管收音机，价格昂贵，笨重要命。学生不敢望其项脊，最多就是备一个矿石收音机，可以买了零件自装，我们文史一班好像没有人用，即使有，也属凤毛麟角。村里又没有球场，一些爱好大球类的同学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玩玩拍球、传球之类过过瘾，有时也围个圈子打排球，变“独乐乐”为“众乐乐”。要不就是改大为小，打打羽毛球、乒乓球。爱好音乐的同学带了一些乐器下乡，大到胡琴，小到口琴，空闲时娱己娱人，借此赶走些冷清。

社员们有时顺道前来参观我们集体宿舍，看到棉毯铺在新稻草上，随即告诫我们该怎么做，并当场示范；望见我们都是打的地铺，又嘱咐我们要注意风寒地湿，防止将来生关节炎。看毕个人用品，继而检查我们的房屋质量、门窗牢度，真是十二分的关怀体贴。后来我参加工作了，总对农民怀有好感，也曾与学生们打地铺、睡草铺，也曾如此叮嘱一二，盖源于此。有的社员发现了挂着、放着的几件乐器，觉得很惊讶，“你们还会吹笛子？还会拉二胡？”一定要同学们当场吹拉一番。喜欢吹笛的是位常熟同学，平时爱读泰戈尔的诗文；那位喜欢拉琴的同学对乐理颇为钻研，并得过名师亲授。他们吹拉了几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让社员们格外地高兴。不久后，到了置办婚嫁的旺季，在几个黄道吉日的好时辰，那几位同学往往硬被盛邀去帮忙演奏，一不小心成为婚礼上的贵宾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为这些人都是大学生啊！一些同学也索性组成了一个具备多种乐器的小乐队，连洋乐队中间的三角铁等也混杂其中，来了个“洋为中用”。由此，他们被特邀为迎亲乐队，要求在田间村中兜个圈子，相帮婚庆人家荣耀一番。乐队在堤岸上、田埂上边走边奏，有《梅花三弄》等传统古曲，有《紫竹调》等民间小调，还有《戴花要戴大红花》等时行歌曲，行走间随即创造出了一种喜气、祥和的氛围。那时，我们正在分小组自学并讨论《毛泽东文艺论》，我们认为，这事在形式上虽然有点旧，但既然为社员所喜闻乐见，又可节省他们的嫁娶费用、减少宣扬迷信的操办机会，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一定没错。那时的经济条件有限，婚礼简单，一般情况是：新郎穿戴得新簇簇，新娘打扮得红扑扑，贺礼的人们也不大讲究换衣装，好多人都是“屋里着着，出门拍拍”。当时最时髦的答谢大家的方式就是发喜糖。这些喜糖如果放到现在，恐怕小孩子都不会讨要。对于我们班的同学，结婚人家一再表示千多万谢，说是这样的一件大事，靠了我们才会办得这般“多快好省”。他们通常会带上一大捧喜糖前来酬谢，让我们这些没去吹吹拉拉的人也能“甜甜嘴”。当社员们在场时，我们还作秀客套不已，可他们一转身，我们就你抢我夺的了。

在村里，我们重点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源”与“流”的关系，在“全民写诗”的大环境里还尝试过一些采风活动，这一切“理论结合实践”的磨砺，催生了我们班文艺创作的萌芽。

摸石头过河

农闲时候，我们见到老师的机会多了，对国内外形势的关心多了，知道其他班的讯息也多了，在得悉数理科的电子厂、生化科的生物标本模型厂的进展情况后，我们“以学为主”的时间明显增加。学什么？怎样学？入学以来的争论继续进行着。一是培养目标中“亦师亦干部”的问题，有些同学认为既然教师为人师表，理应是干部；另一些同学说，教师是教师，干部是干部，不容混淆。在大家反复学习讨论毛主席的《矛盾论》后，获得了一点共识：教师算不算干部，将来做不做干部，这是校方也做不了主的事，但我们可以以干部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二是看待教科书的问题，大多数同学认为“世上本无书，干的人多了也便有了书”，主张“干中学，学中干”。也有人牵扯到了“鸡生蛋，蛋生鸡”的事，到后来却难以自圆。于是大势所趋，决定冲破思想的牢笼，立即创办农民夜校，开展扫盲活动，试图把这作为突破点，在教学方面先“咬”一口以品尝“李子的滋味”，从中获取教育学等有关知识。很快地，汽油灯下，人头济济，书声朗朗，教学相长，各得其乐，反馈挺不错的。

我们在郭巷那个偏僻村子里进行专业学习，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农活优先。对于究属需要学些什么以及先后顺序如何，我们都不甚了了，一切都有待于“摸石头过河”。学校提倡自立大纲、自编教材，于是我们不断地提议，不断地讨论，不断地修改，这时均自恨孤陋寡闻，知识浅薄，真的是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例如“文选”一课，古代文该读哪些？现代文该读哪些？肚里“空空如也”。一是不知道，二是讲不出，自己的这块“石子”里逼不出油，手头又无资料，实是难为无米之炊。老师们心知肚明，充分理解这一局限性，只是鼓励拟个初稿。再有批判教授治校，我们从没接触过教授的什么，不知究竟，在村里又难觅报刊，因此必然影响到口诛笔伐的深度。这种尴尬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形成了绊脚石，因此征得老师们同意：有些批判的事只在郭巷开个头，需等到返校后再继续进行。

时间过得真快，寒假已经在望。领导上决定在学校里开一个大会，检阅各班学工学农的丰硕成果，同时进行一次大联欢。为了参加节目，并结合“写作”课教学，我们分头寻找有关材料，先找到一个反映农村生活的小剧本，稍作修改后抽暇排练，一共三四个人，我演王老头，没几句台词，演我女儿王小香的是位常熟同学，现在杭州一所体校退休。后来又找到了一个方言表演唱《我是一个饲养员》，原是反映部队生活的丰富，被做过连队副政治指导员的同学拿来后改成了下乡学生学农中的自豪，他在部队一直是文艺活动骨干，自编相声《俱乐部》曾获浙江省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这次我也有幸参加了。先是有一个人唱：“我是一个饲养员”，然后四人一齐问：“侬勒浪做点啥呢？”接着那人配点动作唱出自己所做出的成绩，旋律欢快，唱词风趣，一位同学还给我们当场拍了剧照，我们满心欢喜地盼着早点印出来，谁知印出来一看，竟然拍得连面孔也看不清，以至如今拿着照片横看竖看，却再也记不起自己站在哪里。这张黑白的“蒙面”小照我至今珍藏着。联欢节目丰富多彩，掌声阵阵，但那些最漂亮的饰物都是自制的，只有最时髦的那只手风琴才是学校新买的。

我记不清这次大会是否就是我们这次农村生活的终结，但在我印象里好像真是结束了，好像从此又回到了学校。在回校后，郭巷那些竹宅、河舟、场圃、巷树一直在我心间萦绕很久，那朝霞、夕阳的绚烂更是难以忘怀。

（2007年1月18日、3月22日、3月29日总第386、390、391期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