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风范:张锡庚

 

张锡庚的当代意义

                                                                                   作者:虞山金麟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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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庚,江苏江阴人,我校(原苏州师专)78级师范专业毕业生。

张锡庚先生幼失怙恃,与两位哥哥相依为命;青年时得村支书相助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教书时蒙时萌教授提携得以进南艺读书,从此将书法作为终生的事业;因书法成绩突出,被借调成为书法权威刊物《中国书法》的编辑;联合《书法》杂志,创立书坛百强榜,使一个小县城名躁书坛;以一己之力带出30多位中国书协会员,形成以“江南情调”为内核的“新虞山书风”群落。成名后始终未间断学习,成为沈鹏先生的弟子;盛年遇车祸高位截瘫,涅槃重生创造“绑书”,成为当代“书坛保尔”。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间,张锡庚先生见证了中国现代书坛繁荣发展的全部阶段,不仅是书法活动的组织者与推动者,也是中国书法新时代创变的实践者,用艺术和人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可供研究和借鉴的书法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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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览与书法艺术个性追求矛盾如何解决的样本之一

张锡庚先生始终鼓励学生多投稿,努力做个“一线书家”。说到“一线书家”,让人很容易联想起领导干部退二线,若此比照,“一线书家”可以解释为还活跃在台前,未退居幕后的书家。

张锡庚先生连续参加了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国书法展,大多时候和学生一起参加投稿,特别是在第八届全国展上,他与七位学生一同入展,引起书坛关注,张旭光先生说是“新虞山书风”的胜利,而先生是“新虞山书风”的引领者。与学生一起参加投稿,这种极有可能自损身价的做法在很多人看来并不高明。毅然选择走“一线书家”的路子,真是极有勇气的,在这一点上与谢晋导演有几分相像。

余秋雨的文章中写道:“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建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电影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电影导师”......他想拍电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话筒指挥现场,然后猫着腰在摄影机后面调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证明自己依然还保持着艺术创造能力。他只是饥渴,没完没了地饥渴。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最单纯、最执着的孩子,一定要做一件事,骂他,损他,毁他,都可以,只要让他做这件事,他立即可以破涕为笑。”

不在乎名利,只在乎艺术,努力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能力,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白石翁衰年变法亦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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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庚先生在全国展上他是有机会获奖的,但他选择放弃迎合评委的审美趣味,选择坚守的创变方向,将每一次投稿都变成打破自己的“舒适区”的行动,就似老虎伍兹每一次的击球,绝不是简单的稳定的重复。

著名的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其他顶级选手最配服他的一点就是他能在已经挥杆突发意外的情况下马上停下动作。也许这一点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但对于长时间训练挥杆技巧的专业球手来说,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不断的训练足以让一个球手把整个挥杆动作变成一系列身体的条件反射,让自己进入挥杆打球的舒适区。而伍兹在挥杆中途能够马上停下恰恰说明了他一直都拒绝进入训练的舒适区。

很多人在“著名”之后,会选择呆在自己的舒适区,安然享受辉煌成果。有时候会利用名气人脉搞个艺术馆,让普罗大众瞻仰起来。有些人只不过是七十多岁,身体尚硬朗,在目前生活和医疗条件下,倘若活到一百岁,那就有可能浪费了足足二十几年的艺术生命,这二十几年若持续旺盛的创造,足以改写书法史。在这一点上,张锡庚先生是睿智的。

对于一个真正有独立思维的艺术家而言,参加展览并不会被展览的本身带偏,并不会为了迎合展览而改变创作的方向,用展览作为自己追求的成果的一种检验,有时甚至能引领展览潮流的方向。怕的不是流行,怕的是我们在流行中迷失方向,迷失了我们追求艺术的初心。张锡庚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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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守传统与创变矛盾如何解决的样本之一

对于书法的学习,几乎所有的大家,成名之前都经历过大量的临摹过程,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人否认过,坚持传统和创新的争辩基本就在成名后。有些人认为艺术的本质在创新,坚持传统就是一个写字匠,所以为了变而有“射书”、“现代派”等等,不一而足。坚持传统的认为书法的本质就是写字,把“入古”作唯一的追求,最终成了王羲之第二、第三…,米芾第二、第三…。

书法家应该在工匠和神之间。“通俗来说,书法其实就是一门玩字的艺术,如何把一个字玩得好玩耐看,感染力是最重要的,也即是我们所谓的仙气,用书画的语言讲就是一种逸笔。”根植传统,即使出不了先生所讲之仙气,你仍可以成为一个“大国工匠”,日本当代的一些手艺人,近乎极致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物品比艺术还艺术。如果上来就搞个无由头的创新,最终可能成为一个闹剧。

书法应先工而后拙,工的过程就是临摹的过程。临摹犹如储蓄,创作犹如输出,一个书法家停止临摹,终日创新输出,能有多少储蓄经得起持续不断的输出呢?忽视了临摹的储备,必定会黔驴技穷。张锡庚先生清楚地认识到临摹对于书家的意义:“功在笔先,意达形上。对书法而言,功无外乎临摹了。古人的发帖里,留存着一套又一套和谐而又多彩的动作模型。或许有人说,大家天生就笔性好,殊不知大量的临摹才能造就这样的笔性,甚至很多成名书家晚年还经常临摹,甚至临摹一辈子。大量的临摹会让人顿悟,也就是我们常言的量变引起质变。在不断临摹中,往往会有新的东西从实自己、武装自己,而不单单是技巧层面的提高,更是思想的升华,也就是我所言的‘意’”。书家在不同的阶段临摹同一本帖,获得的感受是不会一样的,所以善学者不怕重复。研究庄子的刘文典说:“中国只有两个懂《庄子》的人,一个就是我”,我们那一天能够说出懂王羲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我,那么我们能看到的就不是眼前的风景,对坚持传统的理解就是另外一片天地。

 

对于时代气息,张锡庚先生是这么说的:“时代气息并不需要学习,生在当代自然有现时的气息。读书、修养只是一个平面的文化概念,社会阅历则是一个立体的、鲜活的概念。我们缺少的恰恰是古人所具备的风规自远,内心的安宁。”    张锡庚先生坚守的传统的同时,从不拒绝新的思想和元素,他对新事物不仅敏感而且善于吸取,不出门而知天下事,特别是书法圈的新事都在他的视线中,他甚至在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专程去昆山看第十一届江苏书法新人展。

“王羲之在汲取古朴而变古朴为今妍,是符合当时士族阶层的审美和流行风尚的,甚至是引领时尚潮流的。书法是时尚的,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在挑选与刘文华先生《抱朴守拙》联展的作品时,曾建议要特别选择几件楷书的作品,当代以行草书名世的书家还有几个在认真写楷书呢?这何尝不是一种创新。“越想张扬个性越需要传统的元素。对书法发展的思考绕不开对传统经典的总结。”

有不少人批评曹宝麟老师顽固不化,我曾在一个朋友的帖下留言“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评价一个人是很残酷的,王羲之第二和米芾第二都是没有意义的,曹老师也就是个普通人,饶过他吧。”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不是东坡那样的大才,张锡庚先生可能给我们示范了一个普通人在书法道路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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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王”帖学成功的样本之一

无从核实“二王”一词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当代人几乎将“二王”与“魏晋书风”划了个等号。“二王”书风本应是指以羲献父子引领下的魏晋风度,也许因为大令和小令的光芒过于耀眼,留下的作品也最为丰富,最后大家都习惯了用“二王”来代表这一个时代的书风。

学行书和草书的人总绕不过“二王”。大令是行书之祖,行书至王羲之才完备,成为历史上的高峰,应该说有成就的书家没有从王羲之身上汲取过营养的几乎找不出,学书绕过王羲之终是要落入野狐禅的。“汉字的美从文字的出现,逐渐的演变过程中,比例合理,造型完美一直是古人所追求的,完全抛弃古人对文字结构的积累和沉淀,变成完全的一种视觉感受,那应该把这一路数归为抽象派的美术更为合理。失去了文字辨识度的书写,可能都不应该叫做书法。”

先生在指导学生学习行书时总是推荐从《圣教序》开始,再习《十七帖》,同时不忘让学生们过一遍汉隶,增加线条的厚度与对汉字结构的理解,这种学习的路子与林散老暗合“草书宜学大王《十七帖》精印本;行书宜学僧怀仁《集圣教序》,有步可循,自然入古不俗矣。”

林散老曾说:“宜学六朝碑板,继学二王,再进而入汉魏,其气自古不俗。”张锡庚先生先由碑入,再帖,再碑,不知先生是否听过林散老的此番言论,我猜这应该是一种冥冥的契合。人们在看到先生劫后的作品时,总会感觉到一种抛却繁华的自然,那种淡然处事的随性。这种感觉其实是完全贴合魏晋风度的,那种坦腹东床的洒脱劲。

先生时常和我开玩笑:“到我这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讲几句真话”。虽是句玩笑,倒真是先生骨子里的写照,一如桂雍先生品评先生“厚、纯、朴、真”,为人为艺总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为搞明白“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曾仔细阅读易中天先生写的《魏晋风度》一书,不禁为其中男人爱美,嗑药后暴走等行径莞尔。活在当下的真实是魏晋士子的共通特性,因此才有“竹林七贤”,才有曲水流觞,才有《兰亭集序》的千古风流。努力活得真实一些,我们就离“二王”近了一步。

一千个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书家笔下应有一千个面目的“二王”,张锡庚先生笔下的“二王”明显有别于孙晓云先生和陈忠康先生,是他生命影像的投射,为我们这些试图接近“二王”的人们提供了一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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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笔无定法”的实践样本之一

祝嘉先生把制笔法归为八种:三指法、凤眼法、龙睛法、回腕法、撮管法、管法、握管法和四指争力法。执笔法的出现与生活的习惯也密切相关,比如椅子的出现就让单苞执笔不再一统天下,出现了双苞执笔。

正确的执笔法应该是符合生理机能而又行之有效的正确方法。有些人就特别喜欢研究别人的执笔法,真的以为高手的腕下都有鬼,殊不知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每个人的肌肉束、力量和神经的敏感度都有差异,个体的舒适点位都是有别的,了解自己要比研究别人管用得多。

当然,对于已口为笔、左笔、绑书,那是特别状况下的创造,并不适合于正常人,正常人自然也没有必要去学。在十二届国展的面试现场,见一同道用太极的姿势在作书,心中暗笑,这位同道应该是走火入魔了,想把太极的推让、抱合植入书法,不通过大脑的转化,通过动作的强行植入,又能实现几分?张文佑的嘴书、费新我的左笔书、张锡庚的绑书给了那些在特定状况下的书家们照亮了一条可以继续前进的路。另外也在提醒我们,为人师教授笔法时,在关注常规的同时,亦要因人而异,不可一以概之。

 

五、艺术的自我救赎力量成功的样本之一

谈到艺术的救赎力量,很多人应该会想一件事,究竟是物质力量重要还是精神力量重要?对一个极端饥饿的人,食物和精神那个更重要?

在极端饥饿的状态下对食物的渴求就是一种精神力量,每当看到新闻中困顿中儿童的眼神时,我总是会被震慑到,那是上帝召唤善良的神性目光。置身逆境,精神的支撑力量就是生命的全部。就像范志琪说的:“艺术是人类相互之间进行心灵沟通的媒介之一,它的创造过程就是艺术家们抒发内心真实情感的过程。它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排解内心的精神压力或心理障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可以起到舒缓情绪、治愈心灵的功效。”

张锡庚先生是工农兵大学生,在最初留校的十年里始终存在不被认可的担忧,书法给了先生专业的方向和动力,夜以继日的练习、创作和投稿,一次次成绩的取得,最终获得了去南艺进修的机会。张海迪说:“感谢生活给了我一支能说话的笔,它让我去倾诉了,去抗争,我不仅活着,而且在写作中放飞了心灵。”三十年前,书法就成为了先生前行的拄杖,承载了先生人生高光的全部。

2009年当灾难来临时,先生最先想到的是他再也不能写字了,那一定是绝望到透顶,认为自己是个废人了。师母了解他内心的痛苦,鼓励他试试把笔绑在手上练习书写时,他似乎又找到了生命前行的稻草。保尔说:“医治一切病痛最好的最宝贵的药品,就是劳动。”写字对于先生就是劳动,写字让他忘却身体所有的痛苦。劫后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是淡然自若的气息,丝毫看不出一丝丝痛苦的表情。“我有时又很感激那次车祸,它让我什么都不能做、哪儿都不能去,让我能更专注思考艺术”,心怀感恩,用对艺术的虔诚书写人生。褚时健曾说:“人生的高度,取决于跌入谷底后的反弹力。”张锡庚先生用艺术之笔在为我们展示他强大的反弹力。

胡抗美先生在“束手有策”的展览上说:“艺术的高度就是生命的高度。”经历苦难洗礼之后的张锡庚先生,成就了他艺术的另一个高度,剔除了书法中的“巧”,回归到书法“写”的本质,是凡熟悉他的人都会说他写得比以前还要好。

在“束手有策”展览之后,书法界将张锡庚先生誉为“书坛保尔”,在完成自我精神救赎之后,张锡庚先生用他对书法的虔诚和凤凰涅槃的经历感染着一大批他身边的书法人,其中就包括我。每一次去秋竹园小坐,都会汲取到不一样的力量,先生不仅用书法在“渡已”,也在用书法“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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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领当代地域书风成功的样本之一

书肇于自然,因而书必然受到自然的影响。地域风土人情构成必定会形成地域群体对审美地相似与共同之处。有人给当代地域书风下了个定义:“当代地域书风是以展览呈现出来的区域现象”,比如:中原书风、辽海书风、江汉书风、岭南书风、燕赵书风、长安书风、吴门书风、巴渝书风、广西现象。

地域书风的形成一般都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出现重镇的人物,二是足够地域文化的加持。先生出身于江苏的江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除了短暂在北京工作的时间外,生活轨迹主要在江南的虞山脚下。

虞山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底蕴丰厚,因商周之际江南始祖虞仲(即仲庸)死后葬于此而得名,春秋言子墓、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墓、清代文坛宗师钱谦益墓及其妾才女柳如是墓、抗清名臣瞿式耜墓、“画圣”王石谷墓、两朝帝师翁同和墓、小说家曾朴墓都在虞山脚下。在众多文人的浇灌下,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虞山诗派、虞山画派和虞山琴派。

对于地域书风,“如何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范式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范式是共同体所共有的概念、价值和技术,是遵循的模式、方法等,是指导共同体成员在其经验中系统地观察某一事物地认知模式。”挖掘出共同的审美取向,使之与书法风格相契合,将内在精神气质作用于书法创作。“江南情调”就是作为“新虞山书风”的共同认知模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二王”书风是晋室南迁后在江南的烟雨中滋养出来的,赵孟頫、董其昌紧随其后成为这一书风的另外两座高峰。对“江南情调”的诠释就是对“二王”书风文化内核的解读,这不是自我标榜,而是对吴越文化的极度认同和传承。

1993年全国第五届中青展,被评为一等奖的10件作品中,来自广西的作者占据了4位。现在看来,应该说“广西现象”是一种书法审美拓展的表现,是一种独特的“地域书风”。2004年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览,他和他的七位学生一同入展,成为一时佳话,张旭光先生称之为“新虞山书风”的胜利,这也是重新认识“二王”的胜利。

张锡庚先生在做书协主席和书画院院长时,他很好地利用平台、搭建平台、扶植平台,不遗余力地为年轻人构建以书法为业的生存空间。与中国书协联合举办首届“翁同龢杯”、与《书法》杂志联合举办全国书坛中青年“百强榜”,扩大常熟书法在全国的影响力。提携优秀的年轻人进入书画院,扩大书画院的平台作用。关心以书法为业的学生做好各自的工作室,打响校外书法培训的金字招牌。这一切都是张锡庚先生为“新虞山书风”所播下的生长基因。

     一切都没有偶然,所有现象的背后都有默默耕耘的影子。张锡庚先生劫后依然在“秋竹园”里春风化雨,为我们刻画着一个书法老师应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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