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永 华
学生时代就听到这样的说法：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最初感到很惊讶：一个人的经历也可以叫做“历史”？这历史课上讲的不至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经历吗？即使是“方志”，它记录的也是一个地方的重大事件啊。疑惑归疑惑，影响还是不小，有时想要偷懒，或出现什么歪心思，想到这句话，也就不敢了（当然也不是仅靠这么一句话）。多年以后读到国外史学报导，说个人史已成史学热门，原因在于历史既然是人类过去生活的记录，而人类的社群（大到人类全体，小到一个社区的人群，最重要的当然是国家民族）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社群史固然重要，但不能替代个人史，而且个人史的真切生动，是通常的社群史所不及的。这使我很兴奋，一下子就相信了。我还有进一步的理由：一般固然重要，但无法替代特殊，是“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不是“特殊寓于一般之中”；“抽象思维”固然重要，而“具体分析”人们用得更多。通常的社群史也记录个人，可那都是“英雄”人物，不是普通“百姓”。英雄人物的作为确实影响了甚至决定了社群史的走向，否则就不叫英雄，但英雄之所以能有作为是因为反映了广大百姓的利益和愿望，“百姓”还是根本。我还进一步想过，即使某一个“百姓”的所作所为与社群的历史走向有不合，那也是他（她）的历史，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其价值，都有其尊严，每一个个人的价值和尊严都是独特的无可替代的。这样的观点才符合现代社会的人文精神。
之所以一开始就发这么一通议论，是因为要考虑给我们的这本老同学纪念册写文章的意义，它决定写什么、怎样写。本来我就愿意写，有了上述考虑，就更乐意了，真得感谢闵金鑫、陈伯荣等老同学的倡议，让我有机会仔细回忆那一段生命史并作适当的梳理。
苏州师专这两年学习生活，在我们每个同学的个人史中都十分重要，它处在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期，总算是接受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啦，转瞬之间，相对单纯的学生时代结束，从此走向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偏偏又碰上1958—1960年这个我们民族历史的非常时期，刚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走来，立即进入“大跃进”、“反右倾”狂潮，继而跌入极端的经济灾难，个人史关键期同社群史非常期紧紧咬合，心灵的起伏跌宕，那桩桩件件，大大小小，无不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抓住任何一个记忆，仔细回想，深刻思索，真实记录，都可以成为具有个人史和社群史双重意义的篇章。
就我个人来说，一点也不喜欢当初的苏州师专这所学校，被迫进入，一段时间感到简直是一种耻辱，可我喜爱并敬重每一个同学，尤其是占大多数的农家子弟，个个朴实勤奋，积极向上，而且不失聪慧。后者使我长期葆有同学关系的温暖记忆，乐于参加老同学的每一次聚会，至于前者，后来我也改变了看法。命里注定那是我的母校，那两年的学习生活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无论如何我应当心存感激。不论是为了后者还是前者，我都乐意给这本老同学《纪念册》写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同那两年学习生活相关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是不应当忘却，也不可能忘却的。
一、 “高等学校”，不是也是。
小时候我就有大学梦，那是因为我的表兄是大学生，初解放就是铁路技术干部还入了党，他是我的楷模。可是家里太穷，不可能读中学，小学毕业考进初级师范高兴了一阵子，看着那些初中生可以升高中考大学，自己不能，便不高兴了。1955年进入中师又高兴了一阵子，不久知道早年的师范生可以考大学，而我们必须服从国家分配去当小学教师，更不高兴了。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文化进军”，上一届的同学许多进了师范学院深造，受到巨大鼓舞，学习热情高涨，并开始写日记。那是为考大学而学，与此无关的课程应付一下，集中力量自学外语（那时是俄语）、高中数学，读中外名著。不过一年，“整风反右”运动来了，说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在师范生中的集中表现是“专业思想”（特指愿意服从国家需要当教师）不巩固。感受到巨大压力却又不服气：读大学，将来搞科学技术不也是国家需要吗？国家需要与个人志愿两相兼顾不是更好吗？决心非万不得已绝不放弃，打算毕业后先从教几年积蓄一些钱后辞职考大学。1958年来临，“大跃进”开始，大学扩招，中师毕业生多数被保送上师专类学校，部分分配当初中教师，我原本在保送江苏教育学院名单之中，却由于对新办的中国科技大学表现极大兴趣的行为被发现而临时拉下并受到指责，被分配去农村当小学教师。这是我经受的第一次精神打击，那一夜我独自在无锡城里辗转到天明，“冒着生活的艰难我当奋勇前行！”感到无脸回家，便到一家工厂做临工，二十天挣了三十元钱，却又被告知可以升学，苏州师范专科学校，苏州盘门新桥巷。原来是班主任念我为人老实学习成绩好，替我说了情。我谢了老师，心里却并不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大学梦就十分渺茫了。
这就是我来到母校前夕的精神状态，大概同大多数从中师升上来的同学是不一样的。
到校一看，凉了半截，这是“高等学校”吗？还不如我们的无锡师范！也不上课，整天就是上操、劳动、开会。又累又饿——这不要紧；连学什么专业也没有定，开什么课程更不知道，这就是要命的事了——学制只有一年啊，这样下去能学到什么？第一位的问题还是定专业，我非常害怕被分到文史科或生化科，我要学数理，我的目标还是要考理工科大学，毕业后当两年初中教师再去考。好不容易盼来分在数理一（6）班的消息，赶快开课啊，又说“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整天学政治，“过共产主义思想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做“党的驯服工具”，虽有些空洞，却很有震撼力。接着投入“大跃进”运动，文科下农村劳动，理科“大炼钢铁”，我们数理一（6）班开到沪宁铁路边推车运泥筑复线，情绪热烈，场面壮观。劳动虽累，却让人亢奋，就怕肚子饿，不久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真是畅快！这人也真奇怪，熬过最初的不适应，逐渐地，似乎不知不觉，也就成了这师专人了。当然“劣根性”还在，口袋里藏一本书，有空就读一下。
这就是我在这苏州师专开头几个月的大体感受。期间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听说部队招兵，灵机一动，何不争取当兵去，一则脱离这所鬼学校，二则三年后以军人身份考大学，何等美妙！硬着头皮找到校长主纪先，力陈“早就想当解放军”。老校长和颜悦色：“志愿很好，可是部队不招在校学生！”那个懊恼啊，又想干脆退学回家种两年田再考大学，然而家中那种窘迫，实在难下决心。总之我在同学中有点特别，只有我自己明白：思想不安定，情绪波动大。
秋去冬来，大跃进狂潮消退，要上课了，还是不知道开什么课，还是要搞“教育革命”，把那位业务最好的有机化学老师批一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要实行革命传统的“兵教兵”，让学生来当老师，于是我也被推上讲台，胡乱讲了两节课。预先好忙了一阵，这本书翻到那本书。虽然一知半解，却也有好处：知道了高等数学基础课有解析几何、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上面更有数论、概率论、微分和积分方程、函数论（复变、实变）、近世代收、拓扑学、微分几何、泛函分析，等等等等，大学物理有普通物理、理论物理、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等等等等，让人无限神往。一年怎么行，两年也只能开一个头，只有上正规大学！于是以后上什么平面几何，初代初函，机械制图，我一律似听非听，时常偷看小说。多年以后自己教中学数学，才知道这些当初不愿学的才是最实用的！
开过年来，说要延长一年毕业，我是十分的不愿意，一则不想再让兄长们增加经济负担，他们实在太困难了，二则不利于我心底那个人生规划的实现。延长的一年，我也没有按学校的培养计划好好学习，好多时间在读俄语，看小说。因此，我的师专学业成绩，并不很好，不如在中师阶段学得好。我不承认这苏州师专是什么“高等学校”，不愿意按它的旨意行事。我的内心有这么一条暗线，它是十分的顽强，直到1963年，有了三年教育实践的感受，尤其是经受了学雷锋和阶级斗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强烈震撼，方才彻底了断，“这一生就争取做个好教师吧”，居然越做越觉得有意思，直至退休，还是意犹未尽！
我之所以要坦陈这种在当时见不得阳光的内心，是为了反映我同母校的真实关系。既然要真实，下列情况也是重要的：
1. 我的个性其实很坦诚，上述“暗线”极力不表露，是由于不久前的那次教训太深。毕业分配到吴县北桥中学，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不久入了团，接着当了团干部，1961年校长叫我写入党申请书，我当然很想入党，但觉得自己不够条件，“专业思想也不巩固”，便老实交待了这条心理暗线；如果我隐瞒不说，那时是能入党的。以后风风雨雨，虽然不断努力，直到1984年才入了党。性格坦诚的人是比较容易接受正面教育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我对党和毛主席无限崇敬，要求自己“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师专两年党、团组织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举措，例如下农村到工厂劳动，对我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又红又专”的口号，我完全赞成，总想要在行动上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些表现先进的同学，我心有崇敬，想要努力跟上他们的步伐——这是我的一条思想发展的明线，强烈地影响着我的一生。我可以算是苏州师专一个要求上进的学生，一段时间还被认为“思想有很大进步”，这也是符合事实的。
不承认苏州师专是高等学校，是因为它与我心中的高校比较，“影子也没有”。这确实有点意气用事，后来我也想通了：你说不是就不是了吗？不是也是啊——培养初中教师，不办师专办什么？我国教育体制之中，高中以下是基础教育，这师专不算高校算什么？学校初创，条件差师资弱，这怪不了谁。“大跃进”中的混乱，到处都一样。混乱期长了一点，书记张寿过“左”，不是及时换上大家尊敬的吕亚声了吗？毕竟还是学到了一些知识，提高了一点眼界，对以后工作有利。学历也上了一个台阶，1987年评“中学高级”，没有这个师专学历，你是挨不上的。至于“大学梦”，谁叫你家里穷，小学毕业只能考初师呢，“命中注定”啊！
2. 说到学知识，开眼界，一些经历应当记录。
第一学期在混乱中过去，第二、第三学期我是相当用功的，最后一学期思想波动又不用功了。“老三高”（解几、数分、高代）和普通物理学得比较认真，其他功课不认真。即使是认真学的功课，我重视基本理论及其结构，却不大愿意下工夫做题目，考试不得高分也不在乎。星期天我常去书店翻看数学和物理系本科的教材，读绪论看目录，这对拓宽视野提高学科思想境界很有好处，也增强了求知欲，直到毕业后三年之中，我整天全力以赴工作，晚上9∶30-11∶30和星期天上午全部用于进修学习，那是非常用功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师专的这种经历。后来我无论教物理还是教数学，在学科思想境界上我觉得都不比高学历的同事差。然而不重视解题却是严重缺陷，苏步青当初单学微积分就解题5000道！“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教高三数学，用四年时间恶补题解，还是不如我们无锡县高水平的老师。
我天生兴趣广泛，常常“不务正业”读“闲书”。原本就爱好文学，《红楼梦》读过两遍师专时又读第三遍（后来还读了一遍），《红与黑》、《约翰·克里斯多夫》、《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复活》、《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等等都是在师专时读的，《青春之歌》是从同学枕边偷来一夜读完天亮时还回去的。读了学校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后又喜欢上哲学了，于是读艾思奇，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后又想读别人的历史书了。时间总是不够，寒暑假全用掉也不够，不喜欢的功课就倒霉了。还喜欢旅游，没钱，苏州各景点一次次去，大街小巷跑遍。体育不行却又喜欢锻炼，冬天冷水擦身，夏天雷阵雨时到井台吊水浇身。
师专时养成的或者说强化了的这种习性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用功一世却在专业上一事无成，“歪打正着”，也让我在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可以插一句嘴。如今我可以说“终身读书、终身体育”，也应该感念我的师专生活。
3. 其实影响最深刻的还是上面分别提说了的“明”、“暗”两条线之间的关系，是它们在我的思想上和心灵中的碰撞与撕扯。这种矛盾不时引发问题和思索，影响着我的思想走向，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的命运。例如1962年初思想极度苦闷时，给我在宜兴的一位老同学写了一封信，陈述苦闷以后发了一通议论，大意是我们国家不尊重个人志趣，不给人择业自由，是不利于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的。信被另一个人偷看了，交给党支部，“这是青年教师中有代表性的思想问题”，借以教育本校教师团员以后，转给了我们学校党支部，存档了。“文革”开始，我因此由“革命动力”变为“革命对象”，被勒令交出写了十年的日记，吃到了十年“文革”中的第一次苦头。拙作《无尽的思念》简要记述了这“第一次苦头”，却没有说明起因。这就是起因。“吃苦头”让我停止了日记，却深化了我的思考，由个人命运而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
这一切线索都连着我的师专生活，这种历史记忆，可能忘却、应该忘却吗？
二、 社会国家，不想也难。
1954年我初师二年级，在阅览室读到《文艺报》批丁玲、冯雪峰的文章，第一次知道“文艺思想”这个词，知道革命队伍内部有思想斗争，对其内容一知半解，却从此对“意识形态”（当时不知道这个名词）领域的事发生了兴趣。1955年报纸上大规模报导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原来革命队伍内部也有反革命!原来私人通信也可以成为罪证！从此知道思想领域的斗争很严酷。那是少年时代的事，整天读书玩乐，这种“国家大事”很遥远，通常不在心上。1956年在锡师，听说发生“匈牙利事件”，同学都很关心，我也参与其中，半夜也起来收听广播，不过那事情虽大，却远在天边，平复下去了，也就放心了。紧接着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到来。这锡师的“反右”，同许多中师不一样，在学生中也反，大半年紧锣密鼓，电闪雷鸣，老师无心教学，学生无心读书。先是号召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时校内气氛热烈，贴出不少大字报。曾想如果我提意见，只有农村统购统销“征粮过头”的问题，可是别人已经提了，报纸上都登了，因此没提。又有写了大字报的同学找我签名，我在图书馆看书，躲过了。不久突然反了过来，提意见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大会小会辩论批斗。许多老师成了“右派分子”，一些同学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学生不戴“右派”帽子），开除的开除，劳改的劳改。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呀！紧张，惊讶，惧怕，最多的是惶惑，这边看看提的是事实，那边听听批得有道理。最重要的是压倒一切的气势，“右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声震屋宇，右派也个个灰头土脸，低头认罪。开过年来，毕业班全部到小学实习，进一步感受了农村小学教师中“反右”的余波。我在这次“运动”后期被鉴定为“中间派”，大哥说是“祖宗保佑了你”。我的结论是，一定要牢记“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重视学习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绝对不能犯政治错误，唯有这样，才能在这个时代谋生存、求发展。而且以后一定要学理工，政治风险小，对国家又有用。这就是我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大面上是“积极”的。
“反右”后期着力批判学生中的“成名成家”思想，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犯政治错误的思想根源。其实我们从小受党的教育，求个人发展首先是为国家建设，对社会有用，就我来说，并不想成“名”，只是想成“家”，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总要有一技之长，不愿太平庸。因此内心长期不服。
所以来到师专以后，无论怎样的不满意，不安心，行动上还是坚决服从。积极劳动，认真学习时事政治，时时警惕，不能在政治思想上犯错误。我用极大的努力把不满情绪压缩在心底，一段时间以后，也就适应了这师专生活。
“认真学习时事政治”，这实际的时事政治却并非全是会上讲的、文件写的那种样子。前面说了，这1958、59、60年在我国当代史上实在是异乎寻常，单纯如我们学生，也无法不受刺激，引发思考，于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又来了，它比专业思想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一生的影响重要得多，虽然我一生吃的是“业务饭”，从来没吃“政治饭”。下面择要说几个。
1. 关于“放卫星”。
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曾经心悦诚服，“大跃进”运动来临也曾欢欣鼓舞。毛泽东的这种浪漫情怀很合我的个性。不过那只是在学习领袖指示、中央文件、报刊文章的时候，一联系实际就不行了。凡是人，热情以外还有理性，我也不例外。首先是农业大跃进成果，那些粮食“高产卫星”，接着是工业大跃进的主要成果“钢铁卫星”，还有几夜扫除文盲、一县几十所大学的“文教卫星”，一个接一个，一批又一批，都刊登在报纸上，唱响在广播中，越说越离奇，开始很惊讶，不久就怀疑。广西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人民日报》登了，《人民画报》出专版，我在那幅图片前反复思量：依据稻谷容重算出体积，除以一亩面积，单位换算以后，铺满地面有十多厘米厚。我是农家出身，年年看到几亩田的稻谷铺在家门前一块场地上有多厚。即使按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论证，即使不讲光合作用转化太阳能需要条件，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当年春夏我在武进农村小学实习，农业大跃进行动已经开始，基层干部十分卖力，我们教师也参加积肥和扫盲，所有想得到的积肥办法都用上了，连灶台都扒开把灶膛泥洒到大田里去了（社员们只是应付一下，他们常年吃不饱饭，不积极），当年水稻亩产不可能超过千斤。江南水乡尚且如此，他广西那种自然条件，有什么神仙本事吗？牛皮也不能这么吹啊，《人民日报》、《人民画报》更不能这么搞啊！我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吹，说亩产一千斤，那怕二千斤，我是会相信的，那就是大跃进了啊。大炼钢铁，1070万吨，主要靠土高炉，苏州师专操场上的土高炉也见识了，那么多的人力，那么多的资材，铁栏敲碎填进炉膛，炼出了什么东西？其他地方的土高炉又会有什么神仙本事？所有报刊报导的、大会宣讲的“巨大成就”我都无法相信。只有一条不好怀疑：“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小组讨论就讲这一条，别的不能说。不说可以，不想就难了。这么好的愿望，这么大的干劲，这么胡乱的行为，实在弄不懂！
顺便提说两个人，钱学森和郭沫若，一理一文，是我最为崇拜的大学问家。钱学森的那篇著名文章，论证水稻亩产可以达到四、五万斤，被毛泽东后来用以掩饰自己的浮夸。能量转化是需要条件的，这一点连我这样的人都懂得，大科学家会不知道？不明白他是什么动机。郭沫若在那个当口一夜写出一百首诗歌，总题《百花齐放》，有幸读了，连我这样水平也觉得是粗制滥造，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的表现，更是不堪。我始终崇拜他们的学问，却质疑他们作为大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2. 关于“一大二公”。
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9、10月份，大跃进高潮之中出现的，它比大跃进重要得多。大跃进的许多做法，特别是那些“卫星”太过荒唐无法相信，这人民公社我是很赞成的：“一大二公”，那多好啊！“大”，几万十几万人的规模，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统筹，便于分工合作，利于统一调配，可以提高生产和各项工作的效率；“公”，没了自留地，没了农村集市，全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利于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大二公互相支撑，只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改进管理，效率提高潜力无穷！这个道理不是我能想到的，是我学习《红旗》杂志有关文章以后归纳出来的。这人民公社不仅是保证农业生产大发展人民生活大提高最好的组织形式，而且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搞好人民公社，可以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因此，城市也要组织人民公社。毛主席就是伟大，一个“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党中央立即作出决议，各级党组织立即贯彻执行，一、二个月之间，全国农村全都成立了人民公社。秋收秋种来临，吃粮不定量了，“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看来全国粮食大丰收是真，“放卫星”虚假就不重要了。记得在铁路边推车运泥劳动那一阵子，我一顿午饭吃了结结实实堆得高高的两饭盒，还添了一盒稀饭，应有大米二斤多，那个满足啊！写信回家了解家乡情况，二哥回信说，家乡七个乡的几十个合作社合并成了一个“陶都人民公社”，组织军事化，吃饭在公共食堂，干活“大兵团作战”，劳动搞竞赛。人都很累，夜工连早工，一天干活十四、五小时，人们最高兴的是“放开肚皮吃饭”，多年没有这么满足了。我大哥在最累人的翻土锄田竞赛中一连几天第一名，四十岁的人比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还厉害，出名了，受到了表扬，奖到一件“四围套”。这使我十分高兴，大哥的表现是我最为关心的。
然而好景不长，没多少天学校食堂恢复凭票限量，副食也比以前差了。好在整天劳动的日子结束，要开课了，心里高兴，肚子饿也就不重要了。
不久寒假来临，赶紧回家看看公社的真实模样，乡亲的生活状况，哪知同报刊上讲的完全不同。没有看到公共食堂的情形，春节前夕暂时停伙了。家家的饭食是空前的寡淡，没有一点往年准备过春节的样子。家家猪圈、鸡窝是空的，据说都集中在副业队，这不正是“二公”吗，很好啊，却又说鸡鸭几乎要“断毛”了，猪羊还有不少，然而“越养越瘦，以后也要断毛的”。人们的情绪是空前的低落，不知道以后日子怎么过。也没有人干活，自留地没了，不用像往年那样即使到年底也要忙碌。太湖边的“荡地”上青菜萝卜还有不少，收回来分给各家过年食用，这是队干部的事情，社员们闲谈内容只有怎么弄吃的。我想要挖掘“积极因素”，见大田麦苗青青长势不错，应该算是秋种大干的成绩了。又有意问大哥受表扬获奖的事情，不料他说“那是弄空头，一年到头做死做活，每人分得二元五角，以后还会有人愿意出力吗？”一次同几个“发小”去丁山游玩，有粮票也买不到吃的，“这粮食怎么了？”其实我不过一副学生腔，那个寒假也不是游玩就是整天读书，并没有全面深入了解情况，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3. 关于“彭大将军”。
1959年的春节就这样很快过去，一开学，就把家乡和乡亲扔在了脑后。然而生活不让你心净，星期天读书累了，去大街小巷转悠，那观前街的食品店，橱窗几乎空了。学校的伙食，又比去年差了，“大学生”是受照顾的啊。于是想到家乡，写信讯问，二哥回信同去年大不一样：总算恢复自留地可以自养家畜家禽了，可人们只愿在自己的事上用心出力，集体劳动完全是磨洋工，大田里的杂草比麦苗还兴，夏熟肯定减产，没有人愿意罱河泥，积肥太少，秋熟也要减产。公共食堂只有稀粥糊汤，人们打回家加入自留地的菜蔬再烧一遍，整天肚子饿。一点小事就相骂，“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干部老是开会，不开会就来管社员，骂人甚至打人。不过我们“渎上”还好，有经济作物，“圩上”人家就苦透了。
读着这样的信，心情沉重之余，自然地想到，看来这人民公社办得太早了，不是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吗？目前生产力水平同解放前差不多，人的思想觉悟也高不了多少，“一大二公”只能以后搞。
暑假来临，没有这来回四元的路费，决定不回家，哥嫂太难了，不能开口要钱。不料暑假后大哥二哥寄来了二十五元，让我添点衣服，这可是一大笔钱了啊，既感激，又惭愧。附信说粮食虽然困难，可我们“渎上”出产的瓜菜涨价很多，钱倒比以前多了。难怪学校的伙食更差了。
暑假过后，政治气氛紧张起来：传说彭德怀出事了。不久在饭厅兼礼堂里开全校大会，传达“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中央文件，揪出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会场那个沉闷肃杀气氛，至今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底。彭德怀是谁？现任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曾经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战将之一。《保卫延安》我读过，那么大的功劳；“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我也知道是毛主席赞颂他的诗句，现在他对去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在中央会议上给毛主席写信提出，就算是“反党”了？而且罪名那么大，反党集团头子，彻底打倒全国批判。这政治是怎么回事？太可怕了！那次大会我其实没有怎么听讲，一脑子胡思乱想。后来在阅览室细读《红旗》杂志上的批判文章，“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我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得斗二十年，可能要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彭德怀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那么我呢，我不是也有怀疑大跃进成就，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办早了”的想法吗，幸好没有说出来，说了出来不是要倒大霉了吗？这政治实在太可怕了！作为一个学生，只有读好书，别的不要管。
这里的“管”，自然不是“管理”，只是“关心”的意思，了解一下，思考一下，偶尔议论一下，如此而已。一个小老百姓，政事，不用说“管理”原非本份，“知情”也没有主动权啊。说是不要关心政治，实在做不到。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要关心你。党要求我们“又红又专”，而且“红”是第一位的，这“红”不就是政治吗？毛主席要求我们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这“前途”、“命运”是被政治决定了的啊！
从以上粗略的陈述可见，我的两年师专生活，在政治思想上，也是“明”、“暗”两条线交织碰撞，没完没了的。专业思想上的两线碰撞，到1963年结束，以后的事应该叫“教育思想”了，而政治思想的这种碰撞牵扯，却只能“至死方休”，只是内容在变化而已。其源头，或者说“关键期”，正是这两年师专生活。
三、 老师同学，非神却圣。
师专生活并非全是苦闷和沉重，当然也有欢快与温馨。
从入学到毕业，我对这所学校始终不喜欢，对人就完全是两回事了，我对同学老师怀有亲切和敬重。于同学的亲切感是天生的，随着时间的积累不断加深而且具体化，对老师的敬重只是一种习惯，始终淡淡的，到现在连教过自己课的老师的姓名也想不起了（只记得一个半：戴恒志，龚某某，都是教物理的），更不用说有“恩师”级的人物了，远不如我中师时期的老师。
师专时期的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问题，在自己成了老师以后若干年，不断有毕业学生来信或者来拜访表示感激之情的一些时候，我想过。想的是自己作为学生怎么不去拜访老师，感到十分愧疚，小学、初师、中师都有我的恩师（决意拜访时一打听，一个个都过世了！），唯独师专没有。这“恩师”并非研究生认他恩重如山的导师的那个意义，只是曾经对自己有过直接而重要的帮助(一次就够)的老师而已。这是我在长时间中不承认自己受过高等教育，这苏州师专算不上高等学校的主要原因。两年之中，连与我中师的好老师水平相当的老师也没有碰到一个，更没有可以算我的恩师的，“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在大师”啊！不过后来随着岁月的积累，不那么激烈偏颇，想法也就改变。首先是能从自己方面找原因了，自己专业思想偏差，不按学校课程好好学习，各方面表现平平，又不肯主动向老师请教，短短两年，没有得到老师直接而重要的帮助，差不多是必然的。同时也能从老师们的实际处境上看问题了，刚经历1957年的“反右”运动，业务好的老师个个成了惊弓之鸟。学校在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之后才准备开课，又是先搞“教育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一些人当了“靶子”。在这种环境中上课，哪个老师还敢自由发挥？不敢自由发挥的高校教师还能上出好课？不难想见，从南京某大学调来的那位化学老师，受批判以后，即使学有专长，也不会在教学上有什么积极性创造性表现的。本来只是中师底子，教学的主力是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在这种条件下，要求出现能在学术上让学生由衷钦佩、愿意追随的老师，是不合情理的。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一些老师还是给我留有美好印象。例如教《数学分析》的那位女教师，上课条理清晰，逻辑严谨，听她的课我很认真，这门课我学得也比较好，毕业以后还着重进修过。又如物理龚老师，做我们班的辅导员，朴实平易，一次看报得知物理诺贝尔奖是关于量子力学的，我想了解这门学科，问他如果学量子力学要什么数学准备，这明明是好高骛远得离奇了，可他不仅没有批评我，还对泛函分析作了一些说明。设身处地，苏州师专那时的老师也真不容易！如今自己也已进入老年，老同学聚会，不免怀想老师还有几位健在？原谅学生的偏颇和乖戾吧！
同学关系，我的感觉是极其单纯，两年之中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记忆，只有亲切和欢愉，还有敬佩。原因在根子上：都是从中师升上来的，而且大多出身穷苦农家（不穷苦当初一般不会读师范），性格（心理学意义上的）虽多差异，品性却几乎一样，习性也差不多，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记得当初分了班一进数理一（6）班课堂，就像过去在锡师的同班同学，一点心理距离也没有。除了事关政治思想问题，一般的学习、生活，我从不提防。如果不是当时那种政治环境，真可以如兄弟姐妹一样亲密无间。就这样在毕业以后长时间中，我还时常怀念这种人际关系。这才真叫“和谐”！后来并到数理二（3）班，虽然对原班级很是不舍，也很快就融合了。同学关系是什么？不就是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逐渐增进的相互了解、相互欣赏、相互关爱、相互激励吗？两年之中，没有互相倾轧，没有紧张怨怼，我觉得就是这样。同学间的相互激励一般是不用言辞的，“彼能是而吾乃不能是”的感觉就是一种最经常的激励。这种学习生活多是日常的，平凡的，虽多姿多彩却没有大起大落，因此，要具体记述就难分轻重了，就按时间顺序随便举几件吧。
1. 马福刚放我体育“劳卫制”过关。
大跃进运动到学校，体育也要大跃进，于是有“劳卫制”三级运动员人人达标的要求。一时间人人拚命锻炼，全身肌肉酸痛，那几天15公分高的台阶我要靠手帮助才能提腿上去。大概是十月份的一天，晚上突击百米短跑过关，可怜我15秒6的本事怎能跑出13秒几？拚命跑只是15秒几。明月高照，11点了，正在绝望，传来章颂先的一声“张秋月，我冷是冷得来！”那样一种软糯而悠长的苏州女腔，听得我汗毛凌凌，却兴奋了起来，并想到：我在这里热汗直冒，她们却在喊冷，说明她们女生也早已过关了，于是奋力再跑，中途跌趴在地，是按马表的马福刚把我扶了起来，叫我跑最后一次，我咬牙又跑，居然达标！正在惊讶，有人给我耳语：起跑后按，冲线先按，是“马”表帮了你！
尽管我跳不高跑不快，可耐力还好，万米跑没有掉队，别人真过关我就也真过关。我的“终身体育”观念和习惯，同师专生活绝对有关！
2. 我讲了一节导数课。
“教育革命”，“兵教兵”，前面的提说多贬意，其实也有很合理的内核，优秀大学的讨论式教学就是这种内核的成熟形式。为了给同学讲那节“导数”，自己先学，我是花了工夫的。收获至少两点：一、增进了同学关系。虽然讲得不好，就我这点能力也不可能好，但至少让同学觉得你学得多，受激励从而加紧学，并且因此看得起你从而愿意接近你。我那一讲就发生这个效果，课后一位吴江来的杨姓同学主动接近我，我在交谊方面内心很脆弱，渴望友谊却不会主动交友，这一来立即成了朋友，我从他身上得益很多。二、增进了自学能力。准备时要从几本书中选一本，发现每本都有“绪论”，引起了我的重视，由此养成习惯。这绪论是一门学问的总纲，必有发生背景和研究对象，然后是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有的还提应用，其中对象和方法最重要。毕业以后我自学本科数学，真学的只是《数学分析》、《概率和统计》（复习提高）、《近世代数》，其余都只是读绪论看目录，了解数学大厦的结构。我觉得在我们的现实条件下这个办法很好。
3. 张福根给我送棉胎。
寒冬到来，别的同学被子下都有床单垫被，我只有一条“白蓆”，被子也已老旧僵硬。一天晚上进宿舍，见自己床上垫了厚厚的新棉胎，这样的棉胎我们全家也是多年不见的。问怎么回事，同学说是张福根代我向学校申请了给铺上的。心中的感激和睡梦的暖和这里就不用描述了。其实我们宜兴农村穷苦人家出来的学生冬夜全都只有一条白蓆一条被子，早就习惯了，不过从此我就告别了这种习惯。
张福根是同学共同的老大哥，勤奋积极，诚朴厚道，作为学生干部不知帮助过多少人，祁士清就是一个，毕业前就入党了，老张是介绍人。祁士清开始同许多同学一样是个“愣头青”，我的印象是性格阳光思想单纯积极向上聪明能干（不像我这样内心“两线交织”行为怪辟），他入党我一点也不奇怪。张福根和祁士清后来都留校，分别作为政工和业务骨干培养，我认为学校领导做得对。两人后来都是我的领导，还成了朋友。现在是朋友当时却算不上，原因主要在我的个性。上面说到我在交谊方面内心脆弱，具体说是自卑和自尊并存：他们是党员，我连团员都不是，只能敬佩羡慕，主动交往怕“奉承”嫌疑有失自尊，我一生都是这种“德性”，如果他们没有平等待人的品格，后来也成不了朋友。其实那时我很想同党、团员同学交往，因为他们优秀。记得每当团支部开会，我就有孤独感，甚至无心读书，有时还在会场外转悠，非常向往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毕业后虽然专业思想还是不巩固，但固有的责任心、上进心发挥了出来，三个月后入团，一年后兼任教师团支部和学生团支部书记，我后来的人生轨迹，与读书时代优秀同学的影响，有细密而深刻的关系。
4. 到蓄电池厂学工。
我出身农家，对农民和农业生产是熟悉的，对工人和工业生产就很不了解，听说要去工厂学工，很是兴奋。去的是苏州蓄电池厂，规模不大，设备老旧，厂房还是利用北寺塔下的庙宇，可我们还是很高兴，一大早就去，下班搞好清洁工作才回校，来去都是步行。收获不小，一是增长见识。工业生产的分工合作，蓄电池的结构和生产过程，有了具体的了解。二是增进了工人情感。师傅们对我们学生很热情，自己干活认真负责，相互配合默契，我们辅助他们也很卖力。期间我把农民和工人生活作了比较，觉得工人也很苦，如果粮食和工资同工人一样有保障，那农民是不用这么羡慕工人的。我又认为这学工虽然需要，但时间不用两周，一周就行。结束回校，领导要求各班汇集材料反映“教育革命”巨大成绩，要办大型展示，还要作文艺汇演歌颂这种成绩。不知哪位班干部提出要我写朗诵诗反映这次学工劳动。我喜欢读诗，但从来没有写过，诚惶诚恐接受了，连开两个夜工勉强写完，自己觉得很丑，演出也不敢去看，后来听说反映不错才放了心。那诗自然是叙事抒情极力夸张,只说正面不说反面。我们从小就受这种“颂圣文艺”的熏染，习惯了，自己也跟着颂圣，跟着言不由衷，直到经历了十年“文革”，才彻底醒悟，才同它决绝。
5. 一次高等代数考砸。
进入1960年，最后一学期了，同学们学习都非常用功，我却有点恍恍惚惚，情绪很不稳定。一是大哥屈死，引发对“大好形势”的怀疑，二是“暗线”抬头，常感前途渺茫，三是新开的课程大多不感兴趣。干脆读小说，满脑子小说情节，“平几复习”之类的课，基本不听。一次《高等代数》考试，知道自己没有准备，一道题不会，立即慌乱起来，脑子一片空白，结果是60多分。这可是我上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锡师六学期的学期成绩，除了作文，全在90分以上），看看周围同学，无不专心致志，惭愧！也只是好了一阵子，只是认真对待“高代”一门课。1963年我思想问题基本解决，情绪稳定以后，常常反思那一次经历。我的资质和上进心在同学中并不算差，为什么不如那么多人进步大呢？就是因为思想复杂好高骛远情绪波动，不能像同学们那样脚踏实地专心致志，再不洗心革面，真要一事无成了！以后我倒真有改变，基本能够脚踏实地为人处事了。上面说到同学关系中的相互激励不必依靠言辞，行为影响的作用更大，是我的切身体会。
6. 有人说我是“惰性气体”。
毕业前夕，考试完毕，有空闲了，一次宿舍闲谈——难得有这种机会，说到有几对男女同学在恋爱，这本来是人人感兴趣的话题，可我没有参与。我心中充溢着离别的怅惘和对于不确定将来的忧虑——连分配到哪里还不知道呢，不用说以后了！记不得是谁说：“吴永华你像惰性气体。”“什么意思？”我这才开口。“有人对你有兴趣，你不知道？”“啥人啊？”“真不知道？”“真不知道！”“那就算了”，人家不说，也不好追问。不追问不是不想，想了好久还是无法捉摸，第二天得知被分配到吴县，赶着去参加新教师会议，也就放下了。有谁不想爱或者被爱？除非此人的性心理性生理不正常，所以虽然“爱”是老掉牙的话题，也还是常说常新，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我身心正常，但在性心理上可能属于一种比较特别的类型：热烈地想往着爱情，却没有具体的对象；生活中可以作为具体对象的女性不少，不是“没感觉”，就是“有，但不敢”。那些感觉美好的女生，一个个都是云端的仙子，让我自惭形秽，只能遥感，不敢面对。偶尔有个具体形象重重地撞击了心灵，原本见面还会说说话，这时就只能躲避了。我不能想象一旦有所表示却遭到拒绝——这可是“大概率事件”——我还怎么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事实上我后来也经历过一次，毕业两年后，熬不住了，“是谁对我有兴趣呢？会不会是曾经心仪的她呢？” 鼓足勇气写信去，收获的竟真的是拒绝。那一种羞愧，即使钻地洞也没用，这心灵无法留在地洞之外。同学中谁谁在恋爱，我从不留意，别人知道，我也会听说，有羡慕，但无嫉妒。例如张福根和汪亚萍，老张这么厚道的人，应该能得到汪亚萍的爱，他们应该享有幸福！
师专同学关系也有重要不足，就是没有形成在学问上争论甚至思想交锋的风气，我的记忆连一次也没有。即使这首先是基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学校自身的条件，也总是一种不足，当然它并不影响我们同学关系的诚朴和纯洁。周国平在他的书中有记述，他刚进北大，还没有上课，先学政治，宿舍学习小组就在一个哲学问题上争论了起来，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表现了让他极其钦佩的勇气和睿智，不久两人成了挚友。那时他们还只是高中毕业生的学历！许多事实让我不得不在基本学问面前保持谦卑，我其实没有受过真正的高等教育。
临近毕业，我心中充满对同学关系浓重的留恋和离别的怅惘。师专两年，我没能享有一两个挚友，如在中师时期那样，我知道这主要归因于我的个性和心情，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后来长时期对师专同学关系的怀念。我们差不多都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心中又都有神圣的东西，同学关系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关系是如此的健康而纯净，在人生关键期作为印记刻入人们的心灵之中，无可磨灭，成为一种健康基因影响着人们的一生。
四、 活出自我，纵死犹生。
现在来回忆梳理那一段人生并加以记述，除了本文开头讲的“书写历史”的意义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意义呢？比如说对今后生活的借鉴意义。那一段人生关键期对后来生活的影响，前面多有陈述，可那不是“对今后生活的借鉴意义”。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它有点可笑：整整五十二年过去了，那里不过短短二年；已经应该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老人了，怎么过日子还要“借鉴”自己那么遥远的过去？难道后来这五十二年白活了吗？不过我没有轻易放弃，因为直觉告诉我，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进而想到，能否借鉴，借鉴什么，取决于现在的你怎么评价自己过去那一段历史，评价中肯深刻，就可以获得重要借鉴，否则就不能。而要作出中肯而深刻的评价，就必须反思整个人生，而且要联系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历史变迁来反思，更要有科学的价值立场。这就要一点智慧了，就值得再写一段了。
科学的价值立场在其中起关键性作用。最典型的例子是“文革”，同样经历十年“文革”，同样受过冲击，一样的党内大知识分子，于光远、杜润生们与胡乔木、邓力群们所获取的“借鉴意义”是大不一样的，前者彻底醒悟，主张对“正统”社会主义”进行重大改革，后者恢复政治地位以后，极力维护这个“正统”，阻碍改革。这个例子似乎太大，“知青”的例子要切近一点，一样的知青生活，有的“青春无悔”，有的“蹉跎岁月”。道理一样：价值立场不同。
就说我们的师专生活，当时校内的“大跃进”，还有“教育革命”的种种做法，那是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左倾路线，根本上就不能再肯定了，一些具体做法要纳入另外的教育思想体系，例如陶行知思想体系才有积极意义。因此，我那时在政治思想和专业思想上各自的“明线”和“暗线”，孰对孰错，就要重新评价了，在价值判断上，基本上要反转过来。大体上可以说，当时怀疑“三面红旗”，是正常的，对青年学生来说，是可贵的独立思考，而一味拥护，是不正常的，是放弃独立思考的不良态度。青年学生有自己的爱好和志向，是正常的，可贵的，压制这种爱好和志向，是错误的，应当有兼顾个人志向和国家需要的制度设计，如改革开放以后这样。而我当时，不得不极力压制自己内心那两条“暗线”，遵循两条“明线”，由此产生精神痛苦，应当给予历史的同情，而造成这种痛苦的环境，校内的，当然主要是社会的，应当予以历史的谴责。形成那样一种社会环境的主要原因是那条极左的政治路线，它在当时特别是后来造成了整个国家经济灾难和社会、文化衰败的严重后果，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
那么我自己呢？自己就没有责任了吗？人人都有责任，不能总是推给别人，不能老是推给“四人帮”。能够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真正获取经验教训，这才是精神健康的人。
我的许多具体的责任，具体的经验教训，在上面三节大体已经说了，差不多也都“过时”了，真可以成为今后生活的“借鉴”的，却也正在我说要给予“历史同情”的地方。在那种“明”、“暗”交织、碰撞、撕扯过程之中，核心问题是有“自我”还是无“自我”，坚守“自我”还是放弃“自我”的问题。
需要对这里的所谓“自我”做一些说明。
教育心理学有这样的意思：婴幼儿精神成长的过程可以说成是“社会化”过程，而社会化的关键是“自我”的确立。一周岁，会走路了，接触的人和事物多起来，二、三岁，大脑基本长成，什么都好奇，什么都会说，突然有一天：“我不！”妈妈好惊喜。不听话怎么惊喜？这是孩子把自己同以妈妈为代表的世界区分开来的标志，标志着他（她）精神开始独立，有自己的意志，能够自由地思想了。这是“自我意识”的萌发，从此才能逐渐意识到别人也会“说不”，意识到交往中有规则，才可能实现“社会化”，而在此之前是把自己同世界混而为一的，自己就是世界，是“霸王”，谈不上社会化。我在这里说这么些育儿常识，是要借此说明（我不想给“自我”概念下定义）下列意思：一、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就是有自我，放弃，就是放弃自我。二、“自我”是人人都有的，或迟或早要产生，除非“脑残”——真的脑残儿只要教育训练也会进步，也会产生自我，引号是说故意放弃，像脑残——也就是说有自我是人的天性，是最为重要的“基本人性”。三、自我是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成长的，头脑不断敏锐，心灵不断丰饶，这才是人真正的进步（当初我们把入团、入党叫做进步。当然是进步，但不一定是人的进步）。在早期，自我的成长与人的社会化同步，成人以后就相对独立了，但不管怎样，只有有自我的人才会真正负起社会责任，既能够捍卫个人权利，追求个人幸福，又懂得只有服务社会，帮助他人，他人、社会才会，也必然会服务自己帮助自己；必得“我为人人”,才有”人人为我”。四、适当的社会环境是“自我”成长的必要条件，环境好，支持人人的自我成长，不好，压抑人人的自我成长。而社会环境之中，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文化起决定性作用，社会财富的丰富程度有作用，但不起决定作用；人类社会至今创造的最好环境，是民主与法治以及相应的文化。
由此可见，我那两年师专生活，在今天，最值得分析评价的是在那“明”、“暗”两线交织碰撞过程中的思维和情感状况，其核心，是如何安放从小形成，逐渐敏锐和丰饶起来却还相当脆弱的“自我”的问题。显而易见，我做对了的，是保持了自我，没有让它完全泯灭，而做错了的，也恰恰在于不断地打压自我，常常把它压缩到心灵的一个角落。当时还不要紧，后来就让我犯了不少思想的甚至行动的错误。虽然因此我少吃了不少苦头，却积累起心灵的重负。作为人生反思，我必须这么定性。为此，退休以后我写了《无尽的思念》一书，在那里我就政治思想作了比较多的反思。
也因此，我余下的有生之年的主题，是要活出自我，活一个吴永华出来。只有这样，我那师专两年就没有白活。那两年是早就过去了，“死”了，如果今后能活出自我，那两年就延续在这个自我之中，“活”着，否则，就断绝了，真的“死”了；作为一个老年人，这“今后生活”远短于“过去生活”，而这是不重要的，哪怕只有一年甚至一天，只要是真正的自我，那我就是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堂堂正正的，还会对他人对社会发生积极影响的人，这种影响无论大小，无论人们是否记着，事实上都融入人心，成为文化，可以无限延续和扩展，即使我死了，那人心还在，文化还在，等于我还活着，叫做“纵死犹生”。否则，如果没有或者迷失了自我，那尽管活着，也只是别人或某种势力的附庸，我不是我，等于我没有出生或者死了，叫做“纵生犹死”。
保持和完善“自我”就是要保持和发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那我这余生就应当做到下面几点：
1. 对于社会，特别是政治，不可能进行干预，却可以保持关怀。有关怀必然产生意见，意见应当力求合理，这就要思考，要学习。思考一定保持独立，再也不唯上，不从众。学习主要为丰富心灵，也为使意见合理，为此，内容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主。有意见不能乱提，参与议论还是可以的。意见要么不说，要说一定得说真话。最值得关心的是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有机会要参与，没机会也不勉强。
2. 对于一生从事的教育，不可能没有关切，但行动上要谨慎，不主动干预，有需要而又力所能及，做一下“义工”还是可以的。对于孙辈的教育也是这样。
3. 对于朋友，包括老同学、老同事，交往保持热情特别是真诚。不拒绝新朋友，同样地热情和真诚。
4. 对老伴坚持尽责。对儿孙不苛求不依赖。
5. 对自己，不刻意改变习性。无论那些习性是优是劣，基本上都是由父母给的“基因”所决定，刻意改变不仅“自我”不舒服，也有负父母的养育之恩。
其实，关于“自我”问题的反思，我是早就开始了，结论也早就作出了，上述几条也早就在做了，在这里提出，既是完成本文思维逻辑的需要，也是提醒自己不要年老犯糊涂。坚持这么做，达到“自我完成”，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支持我完成人生的所有的人们，特别是母校苏州师专的老师和同学。
这最后一节书写，与本文的主旨在实体上关系不大，似乎应当删去，可是在逻辑上还确有需要，好在也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写了也就写了，《回忆录》主编陈伯荣老同学不是要我写“五十页”吗？还凑不满呢！
